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清朝鹽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清朝的時候，食鹽價格不僅影響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影響朝廷的國庫收入。跟很多朝代做法相同，清朝將食鹽劃歸官府專賣。 鹽稅每年可以爲國庫帶來大筆收入。
《清史稿.食鹽鹽法》記載：“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光緒末，合課婺計共兩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收入約四千九百萬有奇。”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清朝鹽稅收入佔國庫收入的比例。
鹽價高低是否影響普通人日常需求，並非朝廷主要考慮範圍，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鹽價會不會影響國庫收入。清朝的時候，鹽需要走完製作、流通、銷售，最後到百姓手中。官府並沒有全程介入，他們主要跟鹽商合作。
鹽商賣鹽時，需要繳納引稅，從官府手裏拿到鹽引。這是清朝賣鹽的憑證，鹽商拿到鹽引後，到指定地點買鹽銷售。整個過程，清朝只需坐收引錢即可。這種被稱爲“官督商銷”。
當然，清朝也有其他販鹽的辦法，比如官府運輸，鹽商銷售，或者鹽商運輸，百姓銷售。這些辦法都沒有長久推行，只有“官督商銷”是主流，且使用時間最長。
在這個體系中，鹽商看似賺錢，實際完全沒有保障。他們完全依賴於官府，如果官府朝他們拿錢，鹽商也只能乖乖拿出。清朝又不斷加重鹽稅，雍正以後，每次遇到軍需、慶典、營建等，都讓鹽商掏錢。
乾隆南巡時，內務府讓江淮鹽商出錢，博得皇室節儉的美名。但是，鹽商給朝廷之間屬於共生關係。朝廷既然需要鹽商，就不可能把他們逼死。
起初准許他們加價，後來又允許他們加耗，官吏勒索成風，鹽價瘋漲。換句話說，官府、鹽商的負擔，最後都加在普通百姓身上。
官鹽價格高，百姓需要鹽，兩種力量推動下，私鹽氾濫成爲必然。清朝各地都有私鹽販賣。一些私鹽販靠着財力，甚至糾結武裝，跟朝廷對抗。
實際上，清朝處置私鹽販賣極爲嚴厲。按清朝規定，私鹽販賣跟私鑄銀錢同罪，都被列爲欽犯。買私鹽的人也要受到嚴懲。
可是，私鹽有它的市場需求，一直屢禁不止。雍正讓李衛到雲南、浙江任職，都是處理鹽務。因爲李衛敢跟私鹽販和地方豪強掰手腕，爲朝廷爭取利益。
可是，打擊私鹽，並不能解決官鹽價格過高的問題。這裏有一個平衡問題。對朝廷來說，官鹽價格過高，同樣不利，這會造成官鹽滯銷，影響鹽商資金週轉，不利於朝廷徵稅。
清朝檔案記載，乾隆中期開始，官鹽滯銷問題開始出現。嘉慶、道光年間，都有地方那個官員上奏官鹽官鹽滯銷問題。
朝廷需要進行鹽務改革，保障自己利益。雍正時期，全國產鹽地基本都在變革。以福建爲例，當時清朝推行的鹽務改革中，包括廢除鹽商壟斷，打壓官吏腐敗，提高國家鹽稅收入。這項改革讓鹽價降低許多。
當時除偏僻地區道路不便運輸外，福建沿海地區鹽價均有下降。根據《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記載
“從前買食鹽時，沿海近場各縣每鹽一斤賣錢四五文至六七文不等，鹽少時亦賣有十五六文者。今革除商人後，沿海近場各縣俱系小民肩挑散賣，場鹽廣出，時每鹽一斤止賣二文半或三文半不止不等，較之從前實爲大賤。”
但是，鹽價跟太多人利益捆綁太深，導致清朝鹽務改革大多短期有效，長期失效。鹽價經過層層加碼，仍由百姓承擔，居高不下。清朝史料記載，當時很多百姓因爲鹽價過高，選擇"堅忍淡食”，“數個月不知鹽味者”。
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曾在江淮地區推行鹽務改革。除了搞促銷，打擊官吏腐敗，裁減鹽運手續外，陶澍推行的變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只要繳納一定的課稅，就可以銷鹽，不論資本多少，都可以申請。
這個做法，節省過去很多鹽務中不必要的環節，成本降低，鹽價降低。陶澍推行鹽務改革後的鹽稱爲“票鹽”。
很多私鹽販開始轉向販賣官鹽。畢竟賣私鹽是犯法的事情。很多老百姓看到官鹽價格降低後，也選擇購買官鹽。
官鹽質量比私鹽好，價格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票鹽爲很多農民提供生計，既可以吃得起鹽，也能靠鹽謀生。當時江蘇海州遭遇災荒，就是靠着票鹽，才熬過災年。
所以，在陶澍去世後，很多百姓對他依然十分惦念。可陶澍的改革依然沒有成功。因爲很少有官員願意爲了老百姓的鹽價，掏出自己的腰包，推廣類似的改革。所以，整個清朝歷史，鹽價基本都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