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清朝鹽商，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清朝時期，江蘇巡撫陶澍在任上幹了五年，因政治清明政績出色，被提拔爲兩江總督。在擔任巡撫時，有深厚工作經驗的陶澍，便對兩淮鹽政方面的弊病了然於心。
只不過，從前的陶澍資歷不夠，還沒有能力改變這些弊病。
道光十年，五十多歲的陶澍春風得意，走馬上任，升爲兩江總督。剛剛赴任，陶澍便向朝廷奏疏，遞交了當地的鹽務調研報告。
兩江的鹽政有多混亂呢?
陶澍指出：每一斤鹽的成本僅十文錢，但在銷往各處之後，價格就翻了幾十倍。暴利驅使下，許多不法商人爲了牟利在鹽中摻入沙土，以次充好。尋常家庭的百姓，擠破了腦袋買高價鹽;貧苦人家的百姓，連鹽都吃不起。
高昂的鹽價和民間的需求使私鹽逐步氾濫，政府從鹽務方面賺取的利潤越來越少。面對這種情況，陶澍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必須革去奸商，另招殷實，而殷實之商，又必須明定章程，刪除浮費，使不受總商攤派之累，然後肯來。”
簡單來說，就是廢除自康熙年間施行的政府特許總商包辦的制度，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官鹽的壟斷，通過競爭來平衡市場。
總商壟斷了鹽務，以此牟取暴利，這些人究竟賺了多少錢呢?
根據陶澍的調研，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這些地區，總商每年的辦公費用高達七十萬兩，但即便如此，總商仍打着入不敷出的旗號從利潤中支用九十萬兩。
這些錢究竟用於何處?真的被用作行政開銷了嗎?
並非如此。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新的鹽政官員走馬上任，修建官邸購置傢俱，這些開銷加在一起還不到一萬兩銀子，但每次總商向上呈報時，卻要報出十萬兩。簡簡單單的一份公文，在外面只需十文錢的工本費，但總商卻要向上報一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一張紙，“洛陽紙貴”恐怕也沒這麼誇張。
這些浮費與攤補又是從哪裏出的呢?
據陶澍調查，一方面是從府庫中挪用的，另一方面則是由中小型鹽商攤派的。所以，纔會出現地方府庫虧空，拖欠朝廷餉銀的情況。中小鹽商沒有辦法按照規定繳納稅金，反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中。
原本按照保守估計，兩淮地區出售了一百七十萬道鹽引，每張鹽引相當於三百六十四斤食鹽，總量超過六億斤。每年朝廷可以從中收取的鹽稅，大約爲四百萬兩。除了鹽稅之外，地方政府的其他收入也應該有三百萬兩。這兩項加在一起，相當於幾個省的田賦。
但到了陶澍走馬上任，尤其是在他來到府庫中檢查時，眼前的場面讓他驚呆了。府庫中一文錢都沒有，只剩四千萬兩銀子的窟窿需要填補。
四千萬兩是個怎樣的數目?
當陶澍將情況彙報給朝廷之後，道光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委任戶部尚書爲欽差，率戶部侍郎前往當地調查情況，並制定改革方案。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虧空，肯定是因爲此前的鹽政官員管控不力，所以道光委派欽差南下時，也讓他們帶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衆鹽官的烏紗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開始施行大刀闊斧的整改，頒佈了十五條“兩淮鹽務章程”，其中包含了“裁減浮費、慎重出納、裁選總商、疏浚運道”等一些細則。爲了防止鹽商繼續夾帶逃稅，陶澍將每引鹽增加到五百斤，並免除了部分稅款，通過懷柔的方式讓中小型鹽商嚐到了一點甜頭。
因爲沒有民間資本的參與，所以兩淮地區的鹽務相當混亂，“淮南患於積鹽不銷，淮北患於無鹽到”。爲了解決這一問題，陶澍在淮北首次實行了票鹽制，引入大量民間資本。老百姓只要從衙門買到了鹽票，就能獲得賣鹽的權力，此舉大幅加速了食鹽的流通。
鹽務中的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臺以後，便廢除了一些“潛規則”。每年鹽政都要向總督送兩萬兩的“過年費”，陶澍來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這筆錢，但他卻將這筆紅包費退還了。隨後，陶澍貢獻出了自己的養廉銀，全部繳納給戶部。地方長官以身作則，一衆大小官員哪裏敢不跟進?有了陶澍的表率，兩淮官員上行下效，一年下來便節省了十六萬兩銀子的浮費。
陶澍在兩淮施行鹽務改革，總共用了八年多的時間。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萬兩，淮北則拖欠鹽稅二百萬兩。道光十九年，經陶澍的一番整改，兩淮地區的鹽務情況大有好轉。在八年的時間裏，淮南淮北總共上繳了兩千四百萬兩稅銀。對於老百姓來說，陶澍改革鹽務的效果更是顯而易見的。此前鹽已成了一種難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來以後，鹽價逐漸穩定下來，貧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鹽了。
有人獲得了利益，自然有人會蒙受損失。在陶澍改革期間，首當其衝的便是那些通過壟斷獲取利潤的總商。
這些總商，在數百年的時間裏以鉅額的財富支撐起繁華的商業都市，隨着他們的沒落，兩淮地區的繁榮已不復往昔。不過，我們不能將陶澍改革當成揚商窮困的首因。早在乾隆時期，兩淮的食鹽專賣已經弊病重重。因爲官鹽價格居高不下，私鹽氾濫猖獗，鹽商的人數也越來越少。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鹽商僅剩下十二家，連乾隆都對此憂心。早年與乾隆結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爲官鹽的不興而破產，在窮困潦倒中與世長辭。像江春這樣破產的鹽商，在當時比比皆是，可見此時的揚州已面臨陌路繁華。
江春破產的原因有不少，不單單是因爲鹽業的衰落。
江春爲了招待乾隆爺這個“布衣之交”，無休無止地爲其報銷捐輸，更是承擔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絕大多數開支。根據學者的研究，僅在1738至1771年間，商人便捐輸給朝廷一千萬兩白銀。到了1773年乃至嘉慶初年，捐輸的銀兩更是超過了兩千七百萬。
鹽商們爲什麼能獲得暴利?
還不是因爲他們有朝廷作爲靠山。所以朝廷但凡有虧空，便要由這些商人報效，填補這些大窟窿。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生平最大的夢想就是完成“十全武功”的宏願，但他的這些宏願都是要花錢的，這筆錢該從哪出?只能“請”這些賺得盆滿鉢滿的鹽商意思意思。
到了後來，苗民、白蓮教揭竿而起，兩淮地區災荒頻發，爲了應對龐大的軍費支出以及災後重建工作，從朝廷到兩淮地方政府，皇帝大臣均將眼睛瞄向鹽商的潑天富貴。在朝廷看來，這些鹽商賺來的錢是花不完的，他們就像是不需要銀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機一樣，能夠源源不斷地爲國家支援金錢。然而，沒有人意識到此時的兩淮鹽業已進入危機階段。
道光二年，繼江春垮臺後崛起的豪商黃至筠，被大學士曹振鏞彈劾。在此案件中，黃至筠涉嫌貪贓枉法，向中小鹽商強行借貸。雖然黃至筠憑藉財力化解了危機，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這件事已經人盡皆知，成爲黃至筠無法消除的醜聞。就在這一年夏天，兩淮地區輸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鹽船因無人領受而滯銷，在江岸邊停靠了半年時間。
到了陶澍上任兩江總督時，揚州鹽商已經擡不起頭了。“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更有以商爲名，網取無本之利，並不行鹽者。”
在這場資本的對決中，中小型鹽商的價值已基本被榨乾，唯有總商能通過壟斷繼續漁利。總商賺錢的渠道並非食鹽本身，而是利用浮費與攤補管理方面的不當進行獲利。
所以，鹽商的數量越來越少，有本錢的商人寧願去做一些不賺錢的買賣，也不願意趟這攤渾水。
經陶澍改革之後，揚州便不再是一座繁華的大都市了。寄生於制度的鹽商紛紛破產，大街小巷上再也沒有豪擲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會像以往一樣貴客盈門。此前的鹽商雖然憑藉壟斷謀取暴利，但他們卻是揚州各產業的消費主力軍。
很多行業，都是依託於鹽商生存的。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無憂的妓女們，如今成了無人問津的野花。沒辦法，爲了生存下去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不惜違背禮教去私塾中當女先生;至於那些沒有文采的妓女，就只能自降身價，去窯子裏作暗娼了。
爲兩淮鹽務操勞半生的陶澍病逝於任上，揚州亦繁華落盡，再無往昔的燈紅酒綠。
參考資料：
【《清朝鹽商》、《興盛一時的大清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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