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清朝，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始於蒙古執政的元朝，在明朝時期開始完善，最終在清朝時期被廢止，它是一項由少數民族開始實施，適應於主體民族之外的少數民族地區的一種制度，它因地制宜地解決了地域多樣性發展，從元朝時期的“土流兼制”，明朝時期的“衛司分立”，到清朝時期的“衛司合一”，土司制度在時代中的流變，最終經過清朝“改土歸流”的革新，形成了以“政治制度”與“政治符號”相結合的土司制度。
清朝提出因俗而治
清朝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後，就制定了對邊疆各族進行招撫的政策，並不時的警戒各領軍統帥加以撫卹，以示朝廷懷柔之意。
順治五年規定： 各處土司，原應世守地方，不得輕聽叛逆招誘，自外王化。凡未經歸順，今來投誠者，開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舊襲封。有擒執叛逆來獻者，仍厚加升賞。已歸順土司官，曾立功績，及未經授職者，該督撫按官通察具奏，論功升授。--《清聖祖實錄》卷四十一
在清朝連續不斷的招降下，各地的土司紛紛歸附，其中貴州貴陽府、安順府、都勻府、鎮遠府、思南府、思州府、黎平府等大大小小數十個長官司都在順治十五年進行了歸順，並被准許世襲。
同年12月，清軍進入雲南後，順治帝再次曉諭雲南各將：““雲南遠徼重地，久遭寇亂，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軍，用行吊伐。今新經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養殘黎，輯寧疆圉。
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姚安、澂江、廣南、順寧、緬寧、曲靖等府也都在順治十六年前後進行了歸附。
爲了爭取西南區各土司的支持，清朝開始實施因俗而治的理念，開始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在中原地區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始了變通。清初順治二年，全國實行剃髮制度，若不按規定進行剃髮者都以軍法從事，然而此命令，在西南少數地區卻並沒有完全執行。
順治十五年，王弘祚在《滇南十義疏》中，提出“除漢人士庶衣帽、剃髮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各從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後曉以大義，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懷德，自凜然恭奉同倫同軌之式矣。”
清朝的“改土歸流”革新
清朝土司制度的重要特點就是“衛司合一”，不論從明朝的《土官底簿》還是《明史.土司傳》，西北地區都沒有被列入土司，說明明朝並不認爲西北地區屬於土司地區，西南土司與西北羈縻衛所是有區別的，因而明朝在衛所與土司上有分立的，但進入清朝後，西北地區也有了土司的稱呼。明朝羈縻衛所的官職是靠戰功晉級，而到了清朝，衛所戰功升職制度改爲土司世襲制度，衛司合一使得清朝的土司急劇增加。
清雍正時期，開始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但在“改土歸流”地實施中，因地域的多變與複雜性，並沒有進行到底。
1.順治、康熙朝的小規模改土歸流
在清朝統一全國的進程中，出於地方政權穩定之需，小規模的改土歸流實際已陸續進行，尤其以貴州省爲甚。
在清軍進入貴州之時，貴州黎平府轄下的赤溪湳洞司楊鳴鸞、分管三郎司楊世勳等都得以承襲。康熙43年，石阡府苗民長官司改土歸流，康熙45年，都勻府凱里司楊氏土司以土酋大惡案改土歸流，入清平縣。
順治15年，貴州馬乃土司龍吉兆，私造兵器，收養亡命之徒，聯合鼠場營龍吉佐、樓下營龍吉祥，攻打廣西泗城州土寨，安南衛之阿計、屯水橋、麻衣衝、下三阿、白屯等寨等處，雲貴總督趙廷臣多次招命都不聽從。同一時期，水西土司安坤因領洪承疇軍隊進入貴州而沒有得到表功而心生怨恨，聯合土司羅大順，攻打雲南;土司安重聖是水西土司安坤的外甥，水西土司反叛時，安重聖即聯合自己的妻兄郎岱土司隴安藩暗中相助，使得清朝堅定了武力平叛改土歸流的決心。此叛亂到康熙四年才最終平定。
清朝初年雲南在吳三桂治理下，經營多年，土司相對貴州而言比較安分，較重大的改土歸流在清初並不多見，但較小的改土歸流仍有多起。
湖廣地區位於中原與西南地區之間，是進入西南地區的通道起點，因此清朝僅在康熙年間進行過一次小規模的改土歸流。五寨、筸子坪兩個長官司是清朝管控苗疆地區的前沿據點，康熙39年爲了加強對苗疆兵力的控制，將鎮筸參將升爲總兵，沅州鎮移駐鎮筸。鎮筸參將原來一直駐紮在五寨長官司司治之處，設立鎮筸鎮後，就與擁有自治權的五寨長官司同城，形成了一個地方有兩個軍事指揮中心的局面，顯然不利於統一調度，因此康熙46年，巡撫趙申喬奏請裁革，廢掉兩長官司，不準襲替，增加通判，吏目各一員;康熙48年，改爲鳳凰廳。
2.雍正時期大規模“改土歸流”
從清朝初年“改土歸流”的規模情況來看，清朝並沒有對各大土司有明顯地改流跡象。但康熙20年平定“三藩之亂”、康熙21年統一臺灣，消滅葛爾丹勢力，控制天山南北，穩定了北方政權後，清王朝必然要對土司們進行清算，此時清朝的統治已經穩固了，必然不能容忍王土之外，還有一塊擁有士兵的自治地區。此時，“土司制度”已經成了構建“大一統”國家的主要障礙。
雍正四年春，雲南總督鄂爾泰提出：“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
鄂爾泰提出雲南、貴州的治邊策略：其改流之法，計擒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鄂爾泰《雲南、貴州的治邊策略奏疏》
雍正四年，改土歸流從滇川黔開始，先將東川平定後，再進烏蒙、鎮雄，當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的兵權分別在祿鼎坤、隴聯星手中，祿鼎坤歸降後，惟祿萬鍾制於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於魯甸，被鄂爾泰所敗。後將烏蒙改爲府、鎮雄改爲州，都歸雲南管轄。
之後，四川雷波土司、阿盧土司、沙馬等先後改土歸流。在西南地區改土歸流中，貴州的抵抗最爲嚴重，也最爲慘烈。
根據《聖武記》記載：“盡殲首從，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乘威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湖廣行省的土司是當時所有土司中勢力最強的一支，兵多地廣且能征善戰，明朝時期就以抗倭、平叛、援遼而聲名顯赫，且傳承數十代，歷史悠久勢力強大。
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湖廣總督傅敏上疏曰：“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漢土苗民均受荼毒，土人不時擁入內地，迫切呼號，皆願改土歸流
七月初九日，傅敏再上“改土歸流奏疏“：臣等伏查彝陵乃諸土司前路，九溪乃諸土司後路，臣等着量密飭彝陵鎮總兵官整飭營兵伍預備。但事關重大，乃仰請皇上密諭杜森敬謹辦理，就近鎮壓。至其後路，議調衡州副將週一德暫署九溪協事，整頓兵馬，以備不虞，並澧州、永定兩營聽其節制，嚴飭防範，則諸土司皆不敢動，而容美無所施其技矣。--傅敏《改土歸流奏疏》
雍正5年12月，雍正頒佈上諭：
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人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劃，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共遵王化......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佈朕意，剿撫兼施......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闊，文官武弁，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附，已脫從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則萬萬不可。着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着該土司立即參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
這段上諭用詞嚴厲，明確表達瞭如有不聽從，就會使用武力解決的意思。在強大的兵力威懾下，湖廣各土司無奈地交出權力，對於不識實務的保靖宣慰司彭御彬流放於遼陽，而暴力抵抗地桑植宣慰司向國棟流放於河南，整個湖廣地區所有拒不服從歸流的都受到了流放處罰，自此，湖廣行省的土司無一留存。
土司制度是爲治理主體民族之外的少數民族而設計的一種制度，但它並不是少數民族的傳統政治制度，而是中央制度下，一種納入國家統一官職序列“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
清朝聲勢浩大的“改土歸流”並非爲徹底廢除土司制度，而是隻對構成清王朝疆域統治有一定威脅的土司進行取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