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普天之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但其各自的身份並不相同，差別很大。從黃冊制度有關差役優免的各種規定中，即可以看出其應役臣民的等級差別。大致有以下三個身份等級。
第一，官紳等級。即能夠享受優免的在職官員，包括一些吏員，以及監生、舉人、生員和退職鄉紳等。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下詔令說：
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令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以上所言徭役均指雜泛差役。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規定：“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並兩院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員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免。又各處功臣之家，戶有田土，除合納糧草伕役，其餘糧長、里長、水馬驛夫盡免。”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更擴大優免範圍，議定如下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每降一品，免糧額減二石，人丁減二丁。降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閉住者免一半。品級不同，所得優免數額各異。官員的品級也顯示了其不同身份。
如上所述，在當時有關賦役優免事例中，還有一些對專職役戶如軍戶、匠戶、竈戶等加以某些優免的規定。其原因是，這類役戶既要完成其專職差役，如軍戶要向衛所起解軍丁，匠戶要到京城造作，竈戶要到鹽場應役等等，此外，又都要負擔裏甲正役，二者同在一身，不堪重負，而不得不減免某些糧差，以保證其專職差役的完成。其與官紳因爲享有特權而得到優免的性質是不同的，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地位。
第二，凡人等級。亦稱庶民等級，即廣大的不享受優免的各色應役人戶。如民戶、軍戶、匠戶、竈戶、窯戶、酒戶、菜戶、果戶、園戶、鋪戶、站戶、陵戶等等，計有數十種之多。這些人戶在黃冊之中又被分別劃分爲上戶、中戶、下戶等不同的戶等，以擔負不同的差役。《諸司職掌》載：
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裏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仍令復業。
賦役黃冊實施範圍
止一二丁，田種不多，而別有生理，衣食豐裕，以僕馬出入者”即爲上戶;“有三丁以上，田種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雖止有一二丁，田種不多，頗有生理，足夠衣食者”即爲中戶;“有一二丁，田種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日，或雖止單丁，勤於生理，亦夠衣食者”即爲下戶。從遺存的黃冊文書來看，上戶、中戶在一里之中均佔少數，多爲里長戶，而下戶佔絕大多數，多屬甲首戶。黃冊裏甲的編制是，每10戶里長加上100戶甲首編爲一里，稱爲“正管”，均屬應役人戶。此外，每裏還有一些鰥寡孤獨，“貧門單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傭工借貸於人者”，一般被劃爲下下戶，附於冊後，稱爲“帶管畸零”，屬於不任役者。可以看出，戶等是按經濟實力劃分的。其中又體現了地主、自耕農或佃農等這樣不同身份。
第三，賤民等級。即奴婢、佃僕等不被編入黃冊的人戶。佃僕雖與奴婢有別，但由於其與家主有較嚴格的隸屬關係，而一直被視爲家主的奴僕，當成賤民，“遂不得自齒於齊民”，被排除在國家編戶齊民之外，不登於官府戶籍。佃僕戶的由來是，其先世多爲富貴之家服役，有的雖配與妻室，但仍爲之僕。“當時豢養恩深，名分自不可紊。迨其後有主念辛勤而聽其自爲家者，有主漸破落而聽其各自謀生者，一傳數傳之後，各已另居其居，自食其力……然而主家子孫，凡有婚喪之事，必令執役，稍不遂意，則加捶楚。甚至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子孫讀書，不許與考應試。自明迄今相沿數百年，主家族衆呼爲世僕，閭里鄉黨目爲細民。若輩只得忍氣吞聲，居於賤列。”這裏所說佃僕之家“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就是由於佃僕戶不入公籍，不被編入黃冊的緣故。“民只知供正賦，其應公家者，皆故家子弟，非有包頭僱役及細民竄人版圖者。”所謂“版圖”，即指賦役黃冊一類公籍。關於佃僕“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之事，在遺存的徽州文書中即可得到證實。 明崇禎至清咸豐休寧朱姓置產簿中所錄《嘉慶二十二年休寧顧道元賣田契》所反映的情況即是如此。
奴婢、佃僕即使積有土地貲產，自立門戶，亦不得編入黃冊，凸顯出賤民與編戶齊民的身份差別。
世襲制度
賦役黃冊配戶當差制的基本特徵是，人戶皆以籍爲定，役皆永充。即一旦被定爲某種戶籍，則世代相承，永當此役，不可改變。並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來。“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罪同。”所謂人戶以籍爲定，有兩重涵義。一是所定戶籍不準變亂，不準避重就輕。如軍籍、匠籍若變爲民籍，即是變亂戶籍，皆屬違法。二是役皆永充，世代相承，不許變動。“凡軍、匠、竈戶，役皆永充。”其實，其他各色人戶的戶籍，亦均以洪武黃冊所載爲準，不許更改，也是一種永充性質。“洪武舊本，由(猶)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條萬千，總出一根;水有千支萬派，總出一源;人有千門萬戶，總出於軍、民、匠、竈之一籍。惟據舊籍以查駁，庶欺隱者、改竄者始不能逃。”“田有定(額)而丁有登降，田雖易主而丁不能改其籍。”隆慶《儀真縣誌·戶口考》載：“有漁戶，有船戶，俱祖充，隸應天府六合河泊所。歲辦採打，貲貢鮮及麻鐵翎鰾油料。仍當裏甲正差。”這裏所言“俱祖充”，即是說這些漁戶、船戶由來，本是因其祖先最初在編制黃冊時被僉充，而一直承襲下來沒有改變。
《明史》載：“戶有軍籍，必仕至兵部尚書始得除。”當然，實際情況未必如此絕對。在明朝長達270餘年的歷史中，亦可見到一些諸如軍籍改爲民籍的事例，然而，稍做考察則不難發現，其或因爲官至尚書，或由於皇帝開恩，或因與皇族聯姻等等，多屬特殊情況，這些事例並不能說明不存在“役皆永充”的原則。
此外還規定，軍籍、匠籍皆不許分戶，《大明會典》載：
景泰二年奏準，凡各圖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婿，今子長成而婿歸宗另爨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準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戶內，如果別無軍、匠等項役佔規避窒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佔窒礙，仍照舊不許分居。
軍籍、匠籍皆不許分戶，主要是防止因分丁析戶而規避差徭，以保障其專門役職的完成。
又規定，黃冊之中軍籍丁盡戶絕者，不準開除，以備查駁。“天下之根本莫重於黃冊，而黃冊內所重者，莫甚於戶籍，尤莫甚於軍籍。凡軍籍丁盡戶絕者，不許開除。見(現)有人丁者，不許析戶。”現存《萬曆三十年徽州府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籍》文書中，最後即載有36戶軍絕戶，如冊中第一甲最後一戶：
一戶朱張壽 絕軍
人口男不成丁二口 本身二百卅五 侄千里二百一十五民瓦房一間
這些絕軍人丁的年齡多在百歲乃至二百歲以上，實系名存實亡。但每次大造仍照舊開報，主要怕其子孫更改戶籍，以備查考。
以上實行的人戶以籍爲定、役皆永充等各種規定，可明顯看出賦役黃冊實爲一種世襲制度。
衰亡鬆解
明代黃冊裏甲編制的基本原則是，每裏110戶，分爲10甲，輪流應役。從表面上看，它是爲了解決賦役不均的問題。但其實質，是把大明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都無例外地組織到黃冊裏甲之中，都必須無償地爲統治者服徭役。它本是一種人身奴役制度。在均平賦役的背後，是事實上人們身份的極大的不平等。這種以人身奴役爲對象的落後的徭役制度，乃是建立在勞動生產力的不發展、勞動方式本身的原始性基礎之上的。因爲在勞動生產力尚不發達的階段，在社會生產等各種活動中，人的單純體力勞動均佔首要位置，最爲重要。於是，人身奴役即成爲統治者剝削人民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國古代至宋代以後，社會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到了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與以人身奴役爲特徵的徭役制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黃冊裏甲採取十甲輪流應役制，須把人戶牢固地束縛在土地上，須以裏甲間人戶經濟實力的均衡和穩定爲前提。而明代土地私有發展擴大，土地買賣更加頻繁，滄海桑田，變化無常，人戶的消長與貧富處於經常的變動之中，裏甲編制均衡的被打破不可避免。特別是工商業的發展，更爲人口的流動提供了客觀條件，並使賦役的納銀化成爲可能。儘管黃冊實行的是世襲制，具有一種凝固性，但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衝擊下，黃冊制度的衰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以及隨之發生的人們身份等級的變化，已是歷史的必然。
這裏，還要再談商籍問題。如前所述，在黃冊所立各種戶籍之中本沒有商籍。然而，明代後期又出現了所謂“商籍”。至遲於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在兩淮即正式設立了“商籍”。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兩浙亦設立了“商籍”。不過，這種商籍是有特定含義的。它是專爲某些鹽商及其子弟在經營地所設的一種學額和考試資格。這種商籍的含義與限制是，其佔籍的身份限於鹽商及其子弟;且僅限居於本籍之外者，甚至不包括同省不同地者;商籍獲得者有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並在當地府、州、縣學中另佔有爲之特設的學額。簡單地說，它只是某些大鹽商及其子弟獲得的一種科舉考試特權。原來，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一向重視應試者的出身與身份，規定只有編戶齊民，即在官府的公籍上載有正式戶籍者，纔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同時又有地域性限制，考生必須在其戶籍所在地即“原籍”應試。《宋史·選舉志》載：
凡命士應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許有大逆人緦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並試卷之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
賦役黃冊宮廷版
即，商人在科場中被視爲“異類”，其不得參加科舉考試由來已久。明制：“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所司印記。”凡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者均被視爲違法而要受到嚴厲查處。這樣，明代黃冊從其功能來說，除了賦役徵調之外，還有區別人們社會身份與控制臣民的作用。然而，明中葉以後，工商業發展迅速，人口流動頻繁，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的黃冊制度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統治者對工商業依賴的程度也大大增加了，於是，其對人民的控制亦在某些方面有所鬆解。此即是明代後期商籍出現的大背景。儘管明代商籍實行的範圍仍很有限，它僅限於兩淮和兩浙的一些大鹽商，其較廣泛實行，則是清代之事;儘管明代後期出現的僅作爲科舉考試資格的商籍，仍與黃冊之中的役籍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的出現，使商人從科舉考試中的“異類”變爲得到官府的正式承認，這不能不說是人們社會身份的重要變遷，是一種明顯的社會進步。
至於明代的賦役改革，從明初宣德年間周忱的賦稅改革就開始了。其後經過正統時創立的均徭法，明中葉以後出現的均平銀，明後期實行的十段法、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各地實施的均田均糧運動，可以說，賦役改革貫穿了後明。這一改革，其後又延至清代前期，直至雍正時的攤丁入畝才最後完成。在明清賦役改革潮流的衝擊之下，隨着明朝的滅亡，黃冊制度也退出了歷史舞臺。黃冊制度的衰亡，正說明了實行了幾千年之久的人身奴役制度，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再也無法維持下去，從而標誌了中國古代徭役制的結束。黃冊制度是中國幾千年徭役制的繼續，同時也是它的終結。黃冊制度的衰亡使廣大人民擺脫了徭役制的枷鎖，從而使人身束縛有所鬆解。封建時代嚴格的身份等級亦隨之變化。可以說，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開始向近代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最初邁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