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明清的“內閣制度”有何差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前言：
歷史進入元朝以後，空前遼闊的疆域面積也開始讓統治者十分“燒腦”，最後，爲了對地方政權進行有效的控制，元朝實行了行省制度。然而，儘管行省制度的創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元朝統治階層最初所面臨的難題，但另一方面隨着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加強，中書省的長官宰相的權力也愈發強大，直至元朝後期甚至可直接干預皇位的繼承事宜。
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一方面將元朝的管理機制沿襲至本朝，同時爲了防止出現元朝末年的亂象，一方面又採取了各種措施來限制宰相的權力。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爲了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得到加強，朱元璋將地方行政制度進行了一番改革，即“廢除行省，權分三司”。值得一提的是，此舉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間接提升了宰相的權力。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的爆發徹底引發了明朝統治者對宰相制度廢存的思考，最終，左丞相胡惟庸跟隨延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被一同埋葬在歷史的長河中，至此，宰相這一職位在我國曆史上就此終結。而“宰相制度”被廢除後，擺在統治者面前的又一嶄新難題便是該由何種機制來輔助其處理政務?要知道單以皇帝一人的精力去駕馭整座封建大帝國國家機器的運轉是極難做到的，更何況誰又能保證帝國的每一任統治者都能夠做到勤政務實呢?基於如此，繼“宰相制度”後必然會產生另一套新的輔政制度。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內閣制度”應運而生。
公元1644年(清順治元年)，十餘萬八旗鐵騎由山海關長驅直入，拉開了清王朝統治中原的序幕。作爲一個新興的王朝，清朝在統治機制上無疑也只能夠效仿前朝，但爲了彰顯其滿洲的特色，在個別機制上也有着較爲可行的創新或改善，如著名的“八旗制度”。
順治末年，全國各地的武裝抗清鬥爭逐漸偃旗息鼓，這意味着彼時清王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也愈加根深蒂固。爲此，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以適應皇帝獨裁的專制政治發展的需要已然是勢在必行。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代“內閣制度”應時而生，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本朝設內院，有滿、漢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加殿閣大學士，仍爲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設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照舊例兼銜。——《清世祖實錄》
作爲封建專制時代的典型產物，清朝的“內閣制度”由順治十五年一直延續至清末(康熙初年間斷過一段時間)，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得益於它的存在，清王朝的輔政歷程才得以煥發光彩。那麼，同爲“內閣”，清朝的“內閣制度”與明朝的“內閣制度”之間又有何不同呢?關於這一問題，還請諸位接着看下文!
01相比清朝“內閣”，明朝“內閣”仍存在宰相的縮影首先，儘管明朝廢“宰相制”而設“內閣制”，但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仍存留相權的痕跡。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明內閣大學士不僅享有“參予機務”的權利，而且一切朝政機務基本都統歸其調度，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爲內閣大學士中最高級別的首輔大學士儼然就是當年的“宰相”。因此，在明朝時期儘管有“內閣制度”加以輔政，但仍存在過“朝政閣權獨攬”的局面，這與當年的宰相專政似乎又有種異曲同工之處。而反觀清朝，名義上內閣乃清代一切衙門之首，實質上則僅是協助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機構之一，正如史料所記載：
國朝擬旨有定例，內外大臣、言官摺奏則直達御前，天子親筆批答，閣臣不得與聞。天子有詔則面授閣臣，退而具草以進，曰可，乃下。——葉鳳毛：《內閣小志·序》
由上述事實可見，清代內閣所掌握的實權是相當有限的，其主要輔政機制和決策機制的重心仍在“議政王大臣會議”和皇帝身上。說白了，清初時期的內閣只能在皇帝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控制之下協助統治者處理日常政務，既不能向六部直接發號施令，又無任何可嚴重影響到皇權統一的實際權力，僅起着上呈下達的作用。這對於封建專制下的帝國機器運轉無疑是有利的。
除此以外，雍正時期“軍機處”的設立讓“內閣”所掌握的職權又被削去了一部分。“軍機處”設立以後，凡“廷寄”發出的諭旨，不發內閣傳抄，由“軍機處”加封直接交兵部捷報傳送。很明顯，這一階段統治者的意思便是要將內外臣工的啓奏和皇帝的密諭置內閣於局外，使其進一步從實權當中脫離出來。正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一段上諭指出：“夫宰相之名，自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設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權，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
02如果把明清內閣統一看作是一段完整的“內閣制度”發展史，那麼明朝的內閣制就好比是初創階段，而清朝的內閣制在各方面則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備。如明朝內閣在人數上既無標準的定員，殿閣名入銜又無定製，而清朝初期則爲標準的“四殿四閣”，乾隆時期改爲“三殿三閣”，這一定製一直延續至光緒末年“內閣制度”的撤銷。
當然，除以上所述之外，從內閣大學士的人選和職責來看其實也可剖析得出二者所存在的差異性。就拿內閣和翰林院兩大不同的機構來說，明朝儘管設立了內閣，但實際上彼時的內閣還未完全從翰林院當中蛻化出來，這一點從內閣大學士的人員選擇上(大多出自於翰林院學士)也可間接得到印證。簡而言之，明朝時期的內閣就好比同一種機制下運行的兩個不同的衙門，二者相互之間在職能上交織難分，以至於這一時期的內閣始終沒有與之相配套的下屬機構。反觀有清一代則恰好與之相反，內閣與翰林院可以說是被完全割裂開來的兩個不同的機構，其大學士的人選也是直接由皇帝從六部尚書、督察院左都御史當中“特簡”，這一點是明朝內閣所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
03品秩的不同：正五品和正一品明朝內閣不隨權力的增強而提升提升品秩，而清代內閣的職權雖逐步被削弱，但其品秩卻不斷得到提升。史料記載，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代內閣大學士已由最初的正五品升至正二品，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隨着皇權的進一步強化，內閣大學士又升格至正一品，這相較於明朝內閣大學士始終停留在正五品的品秩又是一大不同之處。那麼，在品秩的升降方面，同爲封建王朝的明清爲何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顯然，這仍與皇權的統一性有關。在明朝時期，統治者爲防止“宰相制”復燃便將內閣大學士的品秩限制在正五品以內，而到了清朝時期由於內閣的職權一步又一步地被束縛，因此，統治者無需考慮其品秩過大從而影響到皇權。從這一角度上看，有清一代內閣大學士的品秩比有明一代更高，其真實原因無非是儘可能地讓這一時期的文臣享有名義上的最高榮譽。
結語：
文章的最後，筆者認爲史料《清史稿·大學士年表》中對明清內閣職權的評論相對而言是比較客觀的：“清大學士沿明舊名，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