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後半期，幕府政治集中於挽救幕藩財政困難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離，但封建經濟破綻百出，商品經濟發展勢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彌縫，顯然是徒勞的。幕府以爲恢復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決危機，結果一波末平，一波又起。
四代將軍家綱(公元1651年—公元1679年)時，由於對大名旗本整傷紀律，判處“改易”、減封、沒收俸祿者達26件、80萬石，五代將軍綱吉(公元1680年—公元1708年)時，更增至46件、161萬石。在這種“武斷政策”下，許多失去領主的陪臣武士生活無着，淪爲失籍浪人(“牢人”)。慶安4年(公元1651年)，江戶連續發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橋忠彌等的反幕事件，市內各處“遊俠”(旗本奴、町奴)鬧事，成爲當時一大問題。幕府爲防止浪人繼續產生，放寬了武家“臨終立嗣”制。以後大名、旗本無後嗣，可由義子繼承，不再剝奪其武士家格。
元祿時代(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五代將軍綱吉執政，他罷免了貪污專權的大老酒井忠清，打擊門閥勢力，先後任命近侍牧野成貞(公元181年)、柳澤吉保(公元1688年)爲側用人，整頓幕府機構，制訂禮法，實行將軍集權專制，史稱“側用人政治”。由於綱吉尊重儒學，登用林信篤、木下順庵，獲生沮株等儒者，表揚地方上的孝子節婦，羅致室町時代以來有名門家世的人世襲“高家”之職，企圖用儒家思 想和繁文縟節來糾正武家政治積弊。但依靠三綱五常的說教、儀式、服制的文飾，不但解決不了政治經濟問題，相反，形式化的禮儀需要龐大的耗費。綱吉不僅熱中於朱子學，還迷信佛教，聽信僧侶愚弄。說他沒有子女是前世多殺的報應，須切戒殺生，尤其因綱臺生於戍年，所以要特別愛護狗。幕府爲此頒發“愛護生類令”，於是百姓因殺傷狗及其他禽獸而被處死刑、流放的不斷髮生，終致大家不敢養狗。幕府便向市民徵稅，建立大批狗舍來收容，羣衆氣得駕綱吉爲“犬公方”(狗將軍)。
由於幕府腐敗，奢侈成風，使財政失調。綱吉任命勘定奉行獲原重秀改革財政，獲原利用職權，聽憑特權商人建議，於元祿8年(公元1695年)起改鑄貨幣，降低成色，使幕府獲利達500萬兩，暫得彌補財政，而鑄幣商(金銀座)乘機發財，獲原僅在寶永年間(公元1704年—公元1710年)受金銀座特權商的賄賂達26萬兩，其他贓品不計。因這時貸幣不是信用貨幣，僅按金銀塊價格流通(鑄幣者只憑個人情用，保證金銀塊的質量)，致貨幣濫發，幣價大跌，引起物價商漲，民不堪苦，幕藩財政更困難。於是增稅乃至以“徵借”爲名，減低陪臣武士俸祿，如1646年長州等藩減俸十分之二。但這種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貢米作抵當，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艱苦，武士靠副業維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將軍家宣、家繼統治時期(公元1709年—公元1715年)，幕政由側用人間部拴房和儒臣新井白石執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費，厲行儉約，改鑄了元祿時代濫發的劣幣，平抑物價;還罷免獲原重秀，處罰量勾結獲原牟取暴利的銀座頭目，進而取締錢業行會。但新幣發行後，同舊幣的交換比率不當，缺乏市場信用，經濟仍十分混亂。爲防止金銀流出，公元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統制對外貿易，每年限量制中國、荷蘭商船進口和白銀出口，又廢除對朝鮮使節贈送的厚禮。此外，白石還計劃發展養蠶、開礦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爲提高幕府的權威，許多政策流於形式，對幕藩統治的根本問題——農村問題無法解決，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
封建剝削的加強與農民鬥爭
商品貨幣經濟侵蝕農村，不但引起農民生活的變化，而且由於貢租苛重，商人高利貸兼併土地，寄生地主制發展，農民的土地經營愈加零細化，貧困農民不斷淪爲佃農、僱農，享保年間(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佃農已達農村人口的一半。幕藩爲克服財政困難，繼續鑄造劣幣，濫發不兌現的“藩札”;對農村提高年貢額，並丈量土地，增加固定產額的租率。他們向農民提前一年徵收年貢(“前納”)甚至提前徵收第三年的年貢(“前前納”)，加重剝削。地主對富農則徵收“用金”(攤派)。
17、18世紀間(元祿、享保期)，典地農民日多，本百姓爲不再失地，要求領主減少剝削，到處發生鬥爭。他們結合在農村共同體之下，要求領主減少年貢課役。幕藩規定農村有控訴事件須由村長逐級上告，但地方官總不理會，最後往往只得由擔任村吏的自耕農帶領羣衆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級控訴。這種鬥爭形式稱爲“代表越級請願”。17世紀中葉，松木長操和佐倉宗吾領導的農民鬥爭即其著名的例子。松木是若狹(今福井縣西部)地方一個16歲的莊屋(村長)，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農民反對增徵大豆爲年貢，向藩廳請願。他英武不屈，堅持鬥爭12年，最後在臨刑前仍鼓勵人民羣衆鬥爭到底。還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倉宗吾的傳說，也反映了當時農民鬥爭的情況。約17世紀中期，下總(今千葉縣)佐倉藩上巖橋村農民，本名木內傯(總)五郎，通稱佐倉宗吾，代表200餘村農民向幕府執政攔轎控訴領主掘田橫徵暴斂，要求減輕負擔。無效，宗吾一人向將軍直訴，終被接受，但宗吾夫婦和4個兒子都被處死。據說宗吾被縛上刑架時，還怒斥領主。白本文學史上留下很多歌頌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語》、《花雪佐倉曙》等，爲遊方僧所詠唱或上演於歌舞伎中。此外還有《宗吾郎實錄》、《佐倉義民傳》等史料傳世。
這一時期普遍存在的農民逃散和強訴，主要是提出經濟要求，但當強訴無效時便實行暴力——起義。據統計，德川時代的農民起義，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間，約有1240次，其中l052次發生在18世紀以後，中間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間的起義，分別爲90次，114次，157次。
城市貧民的鬥爭
與農民運動相呼應，城市中興起的市民運動，則成爲衝擊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領主通過貨幣改革、壟斷和專賣特產品、強制商人捐獻等方式，壓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則通過收買官吏、囤積貨物、操縱物價等手段，把負擔轉嫁給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稱爲“租房戶”或“租地戶”的下層市民，即臨時工、手工工匠、僕役和小商販等。尤其當荒年米價暴漲時，下層市民的生活就更難維持，城市市民與幕藩領主及與其相勾結的特權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寶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戶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開了請願鬥爭，提出“因米價上漲無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諾借米4萬依。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戶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訴，要求採取措施降低米價，並制止奸商囤積。享保17年(公元1732年)，發生“享保大饑荒”，江戶米價暴漲，而與幕府勾結的米商高間傳兵衛卻囤積米穀，高價出售。江戶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撥給江戶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發商壟斷稻米販賣的辦法，但末被採納。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願坐以待斃的2000餘下層市民，高呼“拿米來!”不許囤積!”等口號，衝進高間傳兵衛的住所和倉庫，搗毀財物，撕碎賬簿。在幕府將軍身邊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羣衆鬥爭。終於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許稻米自由買賣，滿足了市民的要求。
不斷高漲的農民、市民運動，出現聯合鬥爭的趨勢。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馬藩生野銀礦，1000餘礦工及家屬起義，反對官吏與奸商勾結，減少礦工收入。但馬全藩農民也於12月28日武裝起義。幕府慌忙調集12個藩的軍隊前往鎮壓。因史料所限，雖然沒有發現礦工與農民直接聯繫的事實，但它預示了兩者聯合鬥爭勢力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後，農民起義的鋒芒除直指幕藩領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莊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這說明商品經濟發展，推進了農村階級分化，貧苦農民身受領主、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重重壓榨。幕藩領主則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鎮壓城鄉貧苦大衆的鬥爭。市民與農民的鬥爭呼應，共同衝擊着幕藩體制，使日本封建社會在18世紀晚期逐漸走向崩潰。
農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隨着農民、市民鬥爭的發展，日本出現了傑出的農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於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縣研究醫學、本草學、行醫。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還沒有確說，但根據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動時間是在18世紀中葉。他曾邀遊國內各地，包括當時日本對外門戶長崎，接觸社會各方面，甚至對荷蘭也有所瞭解。著有《自然真營道》和《統道真傳》等書。前者爲101卷(93冊)，大部毀於關東地震，今存僅15卷(15冊)。後者凡5卷(5冊)，相當於前者的摘要。他是一個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視的思想家，但他卻是一個反映農民階級要求和願望的傑出人物。
唯物論者昌益，主張物質第一性。他認爲天地萬物“無非一氣所生，無非一氣所滿。自然轉(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氣充塞而無間”這就否定了朱子學派主張客觀唯心主義的理氣二元論，同時也是對陽明學派主觀唯心論的批判。
他在《自然真營道》中，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社會發展史觀。他認爲人類最早出現的是一種平等地生產勞動的”直耕”社會，即“自然世”。自從產生了剝削階級及其代言人——儒家(聖人)、釋迦等“盜天道”者後，就進入了“法世”的階級社會。他堅決主張，應從“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認爲，無論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陰陽五行之說，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於‘直耕’”，即農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說，則不過是“盜道之私”。爲徹底摧毀封建意識，昌益更在《統道真傳》中以“糾聖失”、“糾儒失”、“糾佛失”等觀點明確的卷名，對宗教迷信和儒學予以堅決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爲“亂世”的“不講貪食者”，鄙棄儒家經典，認其“無一語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書說、辯教，皆爲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孟子則“說堯舜之仁義道德，貪食衆人之直耕，是又盜道也……孟子之書言，悉私失，無一合於道者。故皆棄之不足評也”。
昌益視儒家的仁義道德爲“四惡之根”，孔孟之道爲偷換“自然世”的“私法”。他說：“聖人教言，信者應乎仁義禮智四德，無信則四德無用矣。此乃盜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禮者亂人之根，義者殺人之根，智者盜之根，若納信於此四惡之根中，則四惡益甚，妄善大矣。”無情地剝下了所謂“仁義道德”的外衣。
作爲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徹底否定封建社會，說“此乃禽獸之世也。”他在否定四民等級社會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農民至上的思想。他認爲，只有農民纔是養育天下人之父母，;農者，直耕直織，安食安衣，無慾無亂，自然之轉(天)子也……以之置於士下，踐踏己之養父於足下，乃聖人之罪。”這種把農民視爲“天子”的思想，就是對四民等級制度的否定，又是對農民階級的肯定，恢復了被剝削制度所顛倒了的社會關係。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於古代的社會稱爲“自然世”，那是一種“無富無貧，無上無下，男女無上下之別”的平等社會。在這種“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穀物，山裏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魚鹽、米穀互易而得。浜、山、平裏之人倫，與薪、飯、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昌益的這種設想正是那種“沒有階級差別，設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但是，由於建立這樣一種社會的物質條件在那時還遠沒有成熟，代表農民思想的昌益又處於那樣閉鎖孤立的環境裏，當然不能指出怎樣從法世轉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偉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而告終。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樣，被埋沒了近一個半世紀而沒有爲人們所覺察。
吉宗獨裁與節約令
幕府爲鞏固動搖的統治，整頓元祿以來商品經濟發展所攪亂的封建體制，防止農村階級進一步分化，擺脫財政危機，需要採取新的對策。 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將軍，在他執政期間進行了一些改革，因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間(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進行的，史稱“享保改革”。這是德川時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內容如下：
吉宗就職後，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爲掌管財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復德川前期將軍的獨裁統治。
爲加強鎮壓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興德川家康後中斷了的武士狩獵、練武。翻譯發行清代範銑的《六喻衍義》，作爲民間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輸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還設“目安箱”，制訂《公事方御定書》，使處理違普及刑事訴訟有法可循。
爲解決財政困難，首先節約開支，簡化繁紹的禮儀，七代將軍家繼的葬禮比以前簡化得多了，其後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將軍不久，家光的靈廟燒燬了，但沒有重建，與家綱的廟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實行“獻米制”，命令各大名每萬石俸祿獻米百石，代之以減免其留居江戶參勤期間爲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戶)，一年半在臥(領地)。這樣，才勉強發出旗本、御家人的祿米，償還積欠商人的債款，暫時緩和了財政危機。這個制度繼續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復原參勤制度。
享保3年(公元1718年)頒佈“新金銀通用令”，着手通貨整頓。其內容是今後各種物價用新金銀(正德金銀)計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種通貨在五年內換成新金銀。這種新的通貨政策，給元祿以來不斷髮展的經濟潑了冷水，帶來了經濟的衰退，因爲各種舊通貨兌換新金銀是在顯著收縮通貨的方針下進行的，貨幣量減少則貨幣、商品流通的速度緩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較劣質的元文金銀換取少量良質的正德金銀，併發行大量銅錢、鐵錢，給經濟帶來了好轉。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實行官職津貼(足高)制，規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職時，發給官職津貼。例如，俸祿千石的人擔任3000石俸祿的官職時，另外補貼2000石，離職後津貼即取消。這樣，既節約了開支，又能選拔人才，制止官僚主義。
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發出節約令，從書信、贈答、婚喪以至日常飲食、婦女服飾，都作了詳細規定。對一般武士和平民的節約令，涉及更廣泛的生活面。
節約令施行的另一個結果，是阻礙了商業發展，打擊了商人，正如江戶浪人學者山下幸內給吉宗上書所批評的，“節約政策是產生貧困的根源”。由於實行節約政策，“工匠做什麼都賣不出去，日子不好過”。節約沒有使財政好轉，終至連武士的俸祿也發不出去。
享保改革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法制的整頓——製作法令集和編纂法典。吉宗時製作了《寬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類集》(享保期江戶法令)。編成《訴訟處理御定書》2卷，這是一部以刑法爲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參考的。
掠奪農民的新制度
幕府爲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奪農業生產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徵收年貢時實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過去每年秋季檢查收成豐歉以確定租率的“勘查制”(檢見制)。其辦法是選擇收成變化較小的地區過去10年平均收穫量定出租率。過去的年貢各地雖有不同，大體上爲四公六民，即稅率爲收穫量的40%，從享保10年起提高爲收穫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於農民到處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爲五公五民，並規定非遇荒年，全村減產三成以上不減免。定租期滿後，重新檢查農作物，另定租率，產量增加時年貢也相應提高。
幕府實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稅收，所以督促代官盡力徵收貢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後，又全面恢復實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級(土地分上、中、下三級，按級定稅)徵收年貢，而是以土地實收量按五公五民徵稅。這樣，農業生產力提高的果實被掠奪殆盡。
定租制對擁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對耕種多爲貧瘠土地的農民不利。實行新的勘查制後，農民更加貧困，進一步促進了農村階級分化。幕府拉攏地主，允許“苗字帶刀”(即准許平民稱姓佩刀)提高地主在農村中的威信，阻止農民的反抗鬥爭。
開墾新田與增產興業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開墾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獎勵在幕領或與它交錯的地帶開墾新田。規定幕府墾地雖爲藩領，貢租亦歸幕府徵收，商人出資開墾者，其貢租十分之一歸開墾者稱爲“町人請負新田”，允許他們將與投資相應的利潤以地租形式收回，這就公認地主制的形式。當時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攝津川江、越後的紫雲寺沼澤等新田。
開墾新田的目的是擴大稅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徵收新田年貢的規定——《新田丈量條項》。將享保以前開墾的新田貢租提高到與“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稅額，對於火田(焚燒野草開墾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徵收年貢的對象。還積極檢查“隱田”，幹方百計增加貢租。商人出資開墾新田，許多人便成爲地主。
在開墾新田的同時，幕府還致力“增產興業”，獎勵種植經濟作物，並推行當時主要靠輸入的藥材、人蔘、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稅收。
此外，吉宗重視對生產有用的實學，令被稱爲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陽(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學習荷語與蘭學。享保5年(公元1720年)緩和對洋書的禁令，准許輸入與基督教無關的自然科學書籍、西洋船舶、武器、望遠鏡、儀器及藥種等。還在江戶設立天文臺，鼓勵與農業有關的歷學研究，下令在江戶小石川藥園種植藥草等。
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財政暫時得到改善，物價一時也趨平穩。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種矛盾，而這些矛盾在幕藩體制下是無法解決的。
在幕藩領主經濟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價與其他物價的關係直接影響領主及其家臣們的生活。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價一再跌落，其他物價則不下降，這對於把年貢米換成貨幣作爲難一財源的領主及其家臣武士們的生活威脅很大。因此，調整米價成爲幕府的重要政策。爲防止米價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買米、囤米外，獎勵各大名、商人也來買米、囤米，並限制向江戶、大阪運米，或默許投機商買空賣空。此外，在大阪設置官辦的米穀交易所(堂島米市場)，企圖通過它操縱、管理米價。
享保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發生蟲災歉收，米價猛漲，結果公元1733年江戶發生饑民搗毀米店的暴動。第二年豐收，米價又跌。公元1735年幕府規定了“法定米價”，但亦無效;因爲幕府調整米價，實行買米、囤米，需要大量資本，只能依賴大商人，准許米商成立行會，並給予行會特權，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機操縱。另外，也由於米的生產、貢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誅求，沒有固定政策，以致米價漲落無常，使農民、市民、下級武士的生活極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貢稅、徭役來維持其不斷增長的需要，但由於他們的經濟也受商人高利貸支配，所以幕藩財政基礎愈不鞏固。
享保改革的歷史意義
享保改革並沒有解決幕藩體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當時面臨最重要的商品貨幣經濟急劇發展的問題，已經證明單純的復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現爲一方面統制、壓抑商業資本，另一方面又與之妥協並利用它，結果造成商品貨幣經濟更發達。在對待商業資本侵蝕農村、農民喪失土地的問題上，儘管一再禁止土地買賣、分割，抑制商人勢力，而事實上卻聽任土地典當、租佃、默認兼併，並鼓勵商人投資開墾新田。幕府既宣佈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債款的訴訟，似乎是對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壓迫。
另一方面又承認商人組織行會，給予經濟壟斷權，企圖通過行會組織統制和利用商業資本，結果反招致商人操縱市場。增產興業也是依靠批發商人來吸收其經營成果，事實上默認商業發展邦批發商、經濟商勢力的增大。
享保改革後期，由於它適應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已引起封建經濟組織和社會秩序的變化，一時取得成效，延長了幕府的壽命。也就是說，由於它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甚至與之妥協，擴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礎。
總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強幕藩體制復古、抑制商業資本的一面，同時又具有適應現實的一面。如任用人才;獎勵實學，發展生產，與商業資本妥協並進而利用。所以，內田銀藏認爲“吉宗的時代是德川時代最光輝的時代”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幕藩體制矛盾的進一步擴大。它雖然在最大限度掠奪生產發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時解救了幕府的財政危機，但它同時又促使社會階級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廣大農民愈加強烈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