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1895年甲午戰爭再敗，中國割地賠款，朝野巨震。慈禧默許，光緒親政，康有爲率梁啓超等學徒參政，急推改革新政。短短103天后，慈禧重新專權，光緒被軟禁於中南海瀛臺，改革措施大多被廢。變法遂告失敗。
總的說來，戊戌變法失敗，有五個值得注意的原因。
其一是作爲改革者的光緒、康有爲等人的經驗、能力不足。
變法前朝政大小事一律聽從慈禧，光緒少有獨立的決策歷練，也缺乏得當的人事體系配備。康有爲、梁啓超等更是一直遊離於官場之外的知識分子，作爲改革者，很容易站到整個體制的對立面，引發內部衝突。
康有爲本人是戊戌變法的關鍵人物之一。然而其在變法中的一些言行舉止，可能也爲變法增加了不少困難。例如，當大臣榮祿問他百年成法能否遽變，康有爲稱“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而其曾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光緒顧問，提議與日本、英國“合邦”，乃至暗殺慈禧之傳聞，也展現他在變法路徑、手段、過程方面的侷限性。
康有爲的弟弟康有溥曾評價他，“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其二是真正當權者的缺席。
當權者除了慈禧，還有傾向改革的權臣李鴻章等人。戊戌變法前，慈禧已經同慈安太后共同聽政和獨自主政總計超過40年，她的缺席令光緒成爲“光桿司令”，某種程度上是官僚集體能夠不合作、觀望和抵制的提前。與此同時，作爲朝廷棟樑的李鴻章也離京南下，出督兩廣。如果慈禧與李鴻章也參與改革，不論光緒是否親政，料將都會出現非常不同的局面。
其三是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權力矛盾。
戊戌變法發生在從慈禧到光緒的最高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不論是最高權力交接還是改革，都是國之大事，驟然遭遇暗藏極大風險。一方面慈禧並未完全放權給光緒，另一方面光緒的改革必然需要更高權力，這一矛盾其實很難避免。因此，保守大臣向慈禧哭訴請求重新訓政，而維新派密謀軟禁慈禧，最終導致慈禧與光緒攤牌，重掌政權，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其四是官員集團整體的官僚主義和保守。
前有帝師翁同龢因一己之私刁難李鴻章北洋水師導致甲午戰爭時軍力受損，後有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和王文韶四人或是頑固抵制或是明哲保身，只有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這些都體現了清王朝自身難以轉圜的境況。
其五是當時仍然存在的滿漢之爭。
康有爲等改革派幾乎都是漢人，曾上奏剪掉辮子，遷都華東，遭到滿族官員集體反對。不過，清王朝也有存在大量反對親政的漢族官員，因爲康有爲等的改革，也會危及他們的地位。因此，滿漢之爭對戊戌變法的影響尚在其次。
整體來看，戊戌變法是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體制外的知識分子，與清王朝內部高層非主政者的一次冒險合作。清王朝自身的迂腐遲鈍賦予了變法的合法性，但變法者方法不當，也需要承擔改革失敗的責任。
不論如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場變法的意義在於，它是近代中國人探索發展道路的一次勇敢嘗試。其失敗暴露了清王朝自身難以調和的矛盾，讓更多後來人得以覺醒、成長和鍛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