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履認爲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但是這種運動變化，又有一定的規律，既不可運動太過，又不可運動不及，運動中對立的雙方要相互協調，才能維持事物的存在，在人體則維持生命活動的正常運行。以人體言，五臟之氣亦應正常而不過亢，才能發揮臟腑的正常功能。如果某髒氣過亢，則破壞人體臟腑功能的協調，反而爲病。每一氣均有相應的他氣來制約它，只是在其未亢之時不表現出來，僅是隨之而已。只有當其過亢之時，才表現出制約之象。而醫生治病，不過是幫助患者使其自我調節系統達到正常，以保持人體正常的生化功能而已。王氏十分重視運用亢害承製之理來說明人體自身的防病抗病能力，重視機體的內在調節，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此外，就臨牀診治思路而言，王履認爲醫生診斷疾病的方法，是根據當時的病情表現，診斷疾病，並依此來推斷其病因，即所謂審症求因。而並非開始感受邪氣時，即能預定其以後患什麼病。因爲感受邪氣之後，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病者，還有因爲正氣抗邪而使邪氣消散而不發病者。種種不同，不一定均患一樣的病證。因此王氏重視“因病知原”，以病證推斷病因，是十分正確的。
古人認爲冬傷於寒，其感邪而即病者，即爲傷寒;不即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者，即稱爲溫病與暑病。由於認爲病因是一樣的，因此在王氏之前，人們多從傷寒論治，而以治傷寒之方通治傷寒與溫暑之病。劉完素創六氣化火之說，並稱傷寒爲熱病。提出“熱病只能作熱治，不能從寒醫”的觀點。對王氏之學頗有影響。王安道根據臨牀的實際，指出傷寒與溫暑之病應當分別，尤其對治療方法的區別論述頗詳。首先，王氏認爲傷寒、溫病、暑病三者不同，各自“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誤於人，吾未之信也。”王氏從三者之名稱不同，病因各異，臨牀表現也不一致出發，因此治療絕不能相同來認識。例如傷寒一病，是發於天氣寒冷之際，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外現一派寒邪鬱表而衛陽被遏的表現，治療則必然應選用辛溫之劑，否則不能散其寒邪。而溫病、熱病，則發病於天氣喧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於腠理，外無寒邪束表，因此治療就宜用辛涼、苦寒之劑，否則不能解其熱。
他認爲，傷寒與溫暑，病因雖同出一源，均爲冬傷於寒而致，但是屬不同類的疾病，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爲羣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爲治溫暑病證而設。王安道的這些看法，比起明清溫病學家來，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對溫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脫《內經》的理論範疇，但已從病的治法上將其分開，爲後世溫病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此外，王履對於中風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中風有二，有外感風邪者爲真中風，而因火、因氣、因痰而致者，屬類中風，使中風的理論漸趨完善，對明清醫家在此問題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王履的醫學主張，雖來源於朱丹溪，但卻能發揮自己的獨到見解，不拘前人之說，能以臨牀實踐爲依據，實事求是來探討醫理，是十分可貴的治學精神，對明清以後醫學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