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奴隸制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時間論證，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其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估定西周爲中國奴隸制度時期;我在拙著《中國社會史綱》中，認爲殷商是中國奴隸制時期，西周則系由奴隸制到封建削的過渡期。繼則有王宜昌妄論自春秋至秦漢爲奴隸制度階段;沙發洛夫在其所著《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中，競否認中國史上的奴隸制度的階段，而以秦漢爲所謂“封建奴隸制”;陶希聖及其“一羣”的見解，又以秦漢爲奴隸制;佐野袈裟美的《中國歷史讀本》，僅只把郭沫若先生的西周奴隸制度延長到戰國(按郭先生後來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也肯定殷代爲奴隸制)……。
以中國歷史爲同一對象的研究，結論卻是這樣的不同。然而在抗戰前後，問題便漸次明瞭。何干之在其《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及《中國啓蒙運動史》兩書中，翦伯贊在其《歷史哲學教程》一書中，都承認殷商爲中國史的奴隸制時期，《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的作者們，也提及這個結論，雖則何干之曾指摘我沒有把“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奴隸制作統一的考察，實則由於他沒有看見在其大著出版前出版的拙著《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只是日本法西斯的代言人秋澤修二，在其所著《東洋哲學史》及《中國社會構成》兩書中，又以西周到秦漢爲中國史的奴隸制時期，由漢(元帝)至唐(玄宗)爲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千年”過渡期，是奴隸制和封建制平行發展的時期，元代是中國奴隸制再現的時期。向林冰在其所著的《中國哲學史綱要》一書中，也誤採了秋澤的歪曲結論。
誠然，自西周直至元代，奴隸制殘餘的存在，都是相當顯著的，不單存在着家內奴隸，而且有參加手工業與商業等勞動的奴隸，直至現代也還有家內奴隸等殘餘。但問題不應從這些殘餘現象的考察出發，而應從其時代起支配作用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和相矛盾的生產關係的考察出發。若把前者從後者孤立起來去加以誇張，那正是歷史唯心論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而不是歷史唯物論的歷史研究法。然而有不少的歷史研究者，正在利用所謂東方的奴隸不是生產的直接的主要擔當者，以及所謂“原始國家”的農奴式的奴隸等論點，來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實則根據前一種論點的曲解，便閹割了歷史唯物論的核心;根據後一論點的曲解，便混亂了國家的概念和歷史的真象，是平行主義的觀點。這都是歷史唯物論的反對派的論點。
古代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公元前八至六世紀，許多奴隸制城市國家形成。斯巴達是其中最早的一個，由少數奴隸主貴族統治。雅典起初也是由奴隸主貴族統治，平民同貴族的鬥爭非常激烈。公元前594年，梭倫爲了緩和階級矛盾，實行改革，使工商業奴隸主取得了參與雅典國家統治的權利。此後，貴族勢力不斷削弱，雅典成爲奴隸制共和國，奴隸同自由民的矛盾成爲社會的主要矛盾。公元前五世紀，伯利克里改革擴大了平民的權利，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得到了發展;雅典依靠奴隸勞動發展生產，經濟空前繁榮。公元前五世紀後半期之後，希臘各城市國家由於長期爭奪霸權戰爭和奴隸不斷起義，逐漸衰落了，公元前338年以後都屈從於馬其頓的統治。
羅馬共和國大約建立於公元前509年，是貴族專政的奴隸制國家。平民進行了兩個世紀反對貴族的鬥爭，爭取到一定的權利。羅馬不斷髮動侵略戰爭，掠奪了大量奴隸，奴隸制高度發展，奴隸同奴隸主的矛盾也隨之尖銳化，爆發了西西里奴隸起義和斯巴達克起義，動搖了奴隸制基礎。奴隸主階級爲了加強統治，於公元前27年建立奴隸制軍事帝國，以代替奴隸制共和國。羅馬帝國大肆擴張，成爲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羅馬帝國的統治危機隨着日益加深。巴勒斯坦猶太人產生了反對羅馬的基督教。奴隸的反抗迫使奴隸主改變剝削方式，實行隸農制。“巴高達”運動和“阿哥尼斯特”運動促使羅馬帝國的崩潰，日耳曼人的入侵加速羅馬帝國的滅亡。359年，羅馬帝國分裂爲東西兩部。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西歐奴隸制度崩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