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詞，最早見於中國第一部官方史書——《尚書》的“梓材”篇中，原文講：“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意思是指“天神已經把中國的人民和他們的土地託付給周朝的先王”。此文作者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即“周公”，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謀略家。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繼位時非常年幼，由周公攝政。由此推斷，《尚書·梓材》創作於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時代，這是我們能夠找到的最早的中國歷史文獻記載，據今已有三千餘年。可見，“中國”一詞至少在周朝已經開始正式使用。除了歷史文獻記載，在中國考古發現的周成王五年鑄造的青銅酒器“何尊”銘文中也提及“中國”，但寫作“中或”，“或”是“國”字的早期寫法。銘文寫道：“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意指“我(周武王)已經據有中國，自己已成爲中國國民的君王”。這個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以考古的角度更加確認了西周已開始使用“中國”。
據考證，西周時期，中國是天子之國和諸候列國(即受封的藩國)並舉的政治格局。周成王在位時，採納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國方略，分封諸候71國，讓他們來承擔保衛京都的任務。此時的“中國”應是指天子之國和各分封諸候列國的整體疆界範圍。其中，天子之國是中國君王(即天子)的直接統治地區，各諸候列國的土地和人民，名義上是歸屬於“中國”，除軍隊和“禮樂”歸天子之國調配外，在其它方面擁有自主權。
從《尚書》、《詩經》文獻記載分析看，週期也稱商朝爲“中國”，但是商朝的甲骨文獻中，並沒有發現“中國”字樣。據專家學者考證，商朝人並不把國家稱作“國”，而是習慣稱“邑”。甲骨文獻中，商朝人稱自己的國家爲“大邑商”，並稱周邊四方的國家爲“東土”、“南土”、“西土”、“北土”。在殷商甲骨文獻中，商朝人還稱自己的國家爲“中商”。對此，中國著名史學家、甲骨學家胡厚宣曾論稱“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世中國稱謂的起源”。
在《尚書》、《詩經》以及後世《論語》等文獻中，大部分把商朝稱爲“殷”、“大邦殷”，而“殷”在中國古代第一部字典——《說文》作注時講“殷，引之爲大也，爲衆也，爲中也”。《史記》索隱中更是直接解釋爲“殷，中也”。由此推演，“殷國”即是“中國”之意，間接可以說明商朝人也稱自己的國家爲“中國”，只是用“中商”、“大邑商”、“大邦殷”、“殷”體現。周朝之“中國”也可能是由此過渡而來，推翻商朝後，順勢由原來的名稱改爲“中國”，“國”字也可能是由“周朝”正式開始使用。以上均是有明確文獻記載，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時代，因爲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留傳，是否也曾經稱“中國”或有“中國”相關的意思，只能通過後人的相關記載進行分析推演。中國偉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在記錄有關三皇五帝中的帝堯、帝舜時，也直接使用了“中國”二字，具體爲：《孟子·騰文公上》中寫道：“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之，當堯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騰文公下》中寫道：“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孟子·萬章上》中寫道：“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生活於戰國時期，由此可以推演，在那個時期認爲“帝堯、帝舜”的國家就是“中國”。《淮南子·天文訓》寫道：“中央土也，其帝黃帝”。文中“中央土”即爲“中土”，從商朝甲骨文獻中“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記載來對照，“中土”也應爲“中國”之意。由此推演，從“皇帝”時代，也可能已有“中國”稱呼之意，據今已有五千餘年，可見“中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名字。
自周朝開始，到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經歷三千年數十個朝代更替，除自用國號外，均延用“中國”爲國名，並在對外出使世界各國、簽署國際條約時也均統一使用。此後，從中華民國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直接把“中國”同時作爲國號和國名。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其它三個文明古國都已中斷，而中華文明卻一直延續至今天，不要講實際的歷史文化傳承，單單“中國”二字，就已經讓每一箇中國人深感驕傲和自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千古奇觀、曠世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