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難以確知(約公元前468～前376)。據司馬遷《史記》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從墨翟的生平事蹟推斷，他年壽相當長，大約是公元前第五世紀，即春秋戰國之際的人物。他生於魯(具體地點有爭議)，能製造車轄，長於軍事工程和守禦，大概是工匠或輿人出身，自稱爲“賤人”。至於是否作過大夫，迄今未有確證。關於墨翟學術的師承問題，據《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孔丘所創的儒家興於魯，墨翟長期居魯，曾入儒門，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滿儒家煩瑣擾人的“禮”和絃歌鼓舞的聲樂，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財的厚葬和傷生害事的久喪，並反對儒家的命定說，從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於孔子的門人，後覺儒家的學說不意，方轉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現存《墨子》一書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
墨家學派不僅是學術上獨樹一幟的派別，而且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具體表現是，以“鉅子”爲首領，徒衆的進退出處，都聽命於他，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鉅子，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爲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返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佈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教育的目的與作用：墨家的教育在於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墨翟認爲賢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對國家的治亂盛衰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爲賢士或兼士，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品德中，德行一項居於首位，因爲“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這與儒家的說法頗爲類似。但墨家所強調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又與儒家有所區別。關於言談，墨家認爲在學派爭鳴時代，立論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說服力，關係到一個學派勢力的消長，因此作爲賢士或兼士，必須能言善辯，能夠奔走說教，轉移社會的風氣。
教育內容：墨翟以“兼愛”、“非攻”爲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實用技術的傳習。禽滑要學習戰守之術，墨翟即教以戰略戰術和各種兵器的使用。《備城門》以下多篇，顯示墨翟對於這方面的工藝，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導不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爲了實現非攻的主張，就反對楚王攻宋，並且派禽滑統率門徒300人幫助宋國堅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計劃。
墨翟卒後，後學繼承其業。當時物質生產有所改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爭鳴亦有利於學術的繁榮。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行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教學思想：關於知識的來源，《經上》指明：“知：聞、說、親。”《經說上》又解釋爲：“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就是說，人的知識來源有三種：①親知，即親身經歷得來的知識，又可分“體見”即局部的與“盡見”即全面的兩種。②聞知，即傳授得來的知識，又可分爲“傳聞”與“親聞”兩種。③說知，即推論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受方域語言的障礙。這三種知識來源中，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爲一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傳聞”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這對於人們的認識事物，作了明確的分析。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爲，判斷事物的是非，需要論證有據，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羣衆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僞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爲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啓迪他們爲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爲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應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爲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裏，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覆”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爲樂?”答曰：“樂以爲樂”。墨翟認爲這等於問“何故爲室?”而答以“室以爲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爲男女之別，纔是正確回答爲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辨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啓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爲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築牆爲喻，教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請求學射，他認爲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告誡弟子不可同時“成學”又“成射”。這些例子也說明，墨翟教學注意量力，既要求學生量力學習，也要求教者估計學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