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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武科舉在唐宋明歷朝發展的基礎上，體制日臻成熟，與文科並立，成爲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武舉分爲童試、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內容包括外場馬步射、技勇、和內場策問，其中內場策問後改爲默寫武經。
在歷代統治者中，清朝統治者對武科舉最爲重視，不斷結合實際情況對其進行調整，至清中期，武科舉體制比較完善，成爲清朝選拔軍事人才的途徑之一。
有清一代，武舉在各地的舉行情況大致相同，盛京地區原則上亦是按照制度設計行事。但盛京地區作爲清朝的龍興之地和陪都所在地，其管理體制與關內各行省有較大差異，此種差異在武舉制度的具體展開中亦有所體現。
時至晚清，在內憂外患的頻繁衝擊下，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四伏，許多曾經行之有效的制度已不合時宜，面臨着被廢棄淘汰的命運，武舉制度即是其中之一。
但僅就盛京地區而言，這些武舉人、武進士是社會生活中的特權階層，武舉人、武進士在協助地方事務管理和賑災等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做出了貢獻，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事務和地方風氣。
唐代武舉制度的產生
中國古代自先秦時期就注重以武藝選拔人才，《禮記·射義》雲：“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冊府元龜》記載：“長安二年正月，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準明經、進士例舉送。”
《新唐書·選舉志》也記載爲：“武舉，蓋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武舉作爲唐代科舉制度的一部分在武則天時期被確立。《唐六典》記載，鄉貢武舉每年“皆孟冬隨朝集使以至省，堪責文狀而引試焉，亦與計科偕。”
《唐會要》也記載道：“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即每年十月份向尚書省引薦鄉貢武舉。主持武舉考試的官員，在地方爲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和各都督府的兵曹參軍事，以及各州的司兵參軍事，“每歲貢武舉人有智勇謀略強力悍材者，舉而送之。”
考試科目爲長垜、馬槍、翹關、擎重，“以爲等第之上下，爲之升黜，從文舉行鄉飲酒之禮，然後申送。”在中央爲尚書兵部主持，主要負責人初爲兵部員外郎。
但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因發生了吏部考功員外郎李昂與舉子之間的衝突，“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於是開元二十六年(738)詔：“自今以後，應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負責人變爲了兵部侍郎。
主持人品級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統治者的重視，及武舉地位的提升。鄉貢武舉參加尚書兵部的考試，共有兩科，一爲平射，“試射長垜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爲第”，此試法較爲簡單。
一爲武舉，其考試科目，《唐六典》中記載爲長垛、騎射、馬槍、步射、舉重、材貌、言語;《通典》記載中多了穿札和負重二項，《新唐書·選舉志》記載爲長垛，馬射，步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或許爲唐代後期科目有所調整。
其中長垛、馬射、馬槍、步射等是對武藝的測試，翹關、材質、言語等是對身體條件和身體素質的測試。唐代的武舉未包含對考生基本文化素質的考察，僅偏重於對武藝的考量，時人對此已有疑議：“今武能制敵之科，只令彎弧。
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武舉及第後，兵部給予其“告身”，有了做官的資格。
平民出身者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帖仗”，即實習鍛鍊，然後再授予官職，而勳官、品子等往往及第後即可參選授官。唐代武舉所取人數尚無法考證，《冊府元龜·貢舉部》稱“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舊唐書》、《新唐書》所載武舉出身的武將僅有郭子儀一人，也可見唐代武舉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宋遼金元明武舉制度的發展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戰亂頻仍，“皆以軍卒爲將”，武科舉被廢除。宋建立後，真宗鹹平三年(1000)五月，“詔兩制、館職詳定武舉、武選入官資序故事”。
但並未實行，只是臨時設科，未形成制度，直到仁宗時期，“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天聖七年(1029)閏二月，“詔置武舉：應三班使臣、諸色選人及雖未食祿、實有行止、不曾犯贓及私罪情輕者，文武官子弟別無負犯者，如實有軍謀武藝，並許於尚書兵部投狀乞應上件科……”。
正式開科，後曾於仁宗皇祐元年(1049)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一度取消，治平元年(1064)重設武舉之後，直到南宋末未曾廢置。
宋朝武舉考試在程序上由唐代進一步發展，分爲比試、解試、省試、殿試四個階段，三年一試，比試在地方，於各路經略安撫司，解試在京師舉行，試武藝和程文，一般錄取七十人左右，分爲“絕倫”和“平等”兩類，申送兵部考試，即省試，同樣試武藝和程文，武藝主要試步射和馬射，兼有“別事藝三般以上”。
與唐代相比取消了如翹關、材貌等對身體條件的考察，增加了文化考試，“於《韜》、《略》、《孫》、《吳》、《司馬》兵法，或經史事涉兵機者取爲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說解釋，義理明暢者爲通”，並“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注重對武生文化知識的檢驗。
省試錄取人數，“應就試舉人，所取不得過五分”，亦明確“所取無過三十人”，到南宋時期增加到四十人左右。省試之後還有殿試，皇帝親試程文，再試弓馬，排定名次，授予官職，如“右班殿直”、“三班奉職”，後改爲“秉義郎”、“保義郎”，皆爲低階武官。
宋朝武舉與唐朝相比有一大創新，就是正式設置武學，仁宗時曾短暫設置，神宗熙寧五年(1072)六月，“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以尚書兵部郎中韓縝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並可直接參加兵部試，“在學及三年，則具藝業保明考試，與等第班行安排”。
宋朝的武學自設立之日起即與武科舉結合在一起，在武學習業者可以省去比試、解試，直接參加兵部試，一定程度上節約了時間成本。對於朝廷而言，武學出身者軍事技能更爲優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低級軍官的素質。
因此，武學的設立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兩便之效。與宋並立的北方政權遼未正式設立武科，金朝於“章宗泰和元年(1201)定試武舉之制”，分爲三級考試，府試、省試、程試，考試科目爲武藝和文化考試，武藝分爲四項，一爲“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錢竹箭百五十步立貼十箭內”。
二爲“遠射二百二十步垜”，三爲“百五十步內每五十步射高五寸，長八寸臥鹿二，能以七鬥弓，二大鏊頭鐵箭馳射”;四爲“百五十步內每三十步左右措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槍馳刺”，文化考試爲“依蔭例問律一條，又問孫吳書十條”。
並“定上中下三等”，分別授官，上等第一名遷忠勇校尉，二、三名遷忠翊校尉，中等遷修武校尉，下等遷敦武校尉。
尤爲值得一提的是，金朝在後期，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曾建立一支由武舉人組成的軍隊，宣宗貞祐三年(1215)，“詔隨處武舉入試者，自非見居職任及已用於軍前者令郡縣，盡遣詣京師別爲一軍，以備緩急，其被薦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
元代“不設武舉，專事承襲”，武科舉制度被廢置，時人曾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但是未被採納。
明朝建立後，《明史·選舉志》中記載，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俞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但是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1387)秋七月，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朱元璋認爲此舉“甚無謂也”，明人所著《昭代典則》中亦有相同記載，即實際上否決了禮部的奏請。
直到英宗天順八年，“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各省按撫三司、直隸巡按御史考試”，正式開科，成化十四年(1478)立武舉法，“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確立了鄉試和會試二級考試製度。
初爲六年一試，弘治十七年(1504)改爲三年一試，先試策略，再試弓馬，策問不中不許試騎射，這一點和宋朝武舉“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是相同的，皆以策問爲重點。
武宗正德三年(1508)，“兵部議上武舉條格，從之。每遇文舉鄉試之年,預行兩京十三布政司，有能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俱報所在官司軍衛送都司，有司送布政司，從撫按同三司考試，無三司者從撫按考試，兩京亦送巡按考試，中式者次年四月會試兵部……”。
細化了相關規定，正德十四年(1519)，又定“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爲則，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爲則，三場試策一道”②，先考騎射，後考策問，因明代應武試多爲世襲武官或武官子弟，文化水平有限，以策問爲重點，與實際情況相差較大。
崇禎年間，因應當時的戰爭頻繁的情況，武科舉亦提高規格，舉行殿試，“以時方需，奏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也”，但是也僅此一次。
明代武科錄取人數，“分邊方腹裏，每十名邊六腹四，以爲常”，後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定取中百名。
武舉進士除官，第一等第一名原爲百戶照例加升，百戶以下授千戶職銜，第二名以下原是總旗，授試百戶，軍民授各衛試知事，第二等第一名，總旗授署百戶，小旗授舍人授署冠帶，總旗生員授試知事，軍民授試巡檢。
結語
以明代武官世襲來看，此安排主要是給武官和武官子弟的，明代武科舉更像是武官世襲制度的一部分，也符合明代“右文左武”的風氣。
武科舉經歷了從唐代到明代的發展，從一開始的單純的對應舉者的武藝進行考察，再到後來增加了文化考試，並建立了逐級的考試製度，成爲常設科目，並建有武學儲備人才，歷朝歷代對武舉，無論重視程度如何，都肯定其選拔軍事人才的可行性。
雖然從總體上看，武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只佔武將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事物是在發展中的，隨着時間的積澱和經驗的積累，也爲武科舉在之後成爲與文科舉並立的科舉制度的重要一部分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