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介紹的是中國兩宋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狀況。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
農業
生產的發展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
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同時，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製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宋金並立時期，南方的水利事業大大超過北方。史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宋史·食貨志》) 除了修復久被堙廢的水利之外，還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積又有擴大。如太平州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圩田面積佔全縣農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縣有圩田179所。另外，塗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開墾，農田面積不斷增加。
農業生產技術也以江浙一帶最進步，四川次之。江浙農民深耕熟耨，使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放田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爲“靠田”;苗根堅固後，再車水入田，稱爲“還水”。此後，遇旱不枯，可保豐收。當時，上等田畝收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產生。
南宋時，植棉區已不限於兩廣和福建，逐漸推廣到長江和淮河流域。由於經濟作物的逐步推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宋代特別是南宋，無論在官田上或私田上，採用貨幣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修築堤堰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澱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爲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裏，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隨着北宋的統一，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水稻的優良品種在北宋時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點是穗長、無芒、抗旱、早熟。它“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在江淮、兩浙種植，後來又推廣到北方。
種植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的種植，在北宋也有發展。
從越南引進佔城稻;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成爲重要糧倉，民間流傳着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
茶樹的栽培地區越來越廣，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茶園十分普遍。僅在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輸送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每年就達一千四五百萬斤。茶葉已成爲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種植，在福建、廣東一帶逐漸盛行。養蠶和種桑、麻的地區比以前也有擴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廣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區種植，那裏有許多“糖霜戶”，專門種蔗製糖。
南宋後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長江流域推廣成爲農業中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
擴大耕地面積
北宋農民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面積。
他們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邊開墾農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開墾，使墾田面積大爲增加。
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北宋時期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畝產米一石，江南地區畝產米可達二至三石，甚至還出現了畝產米達四石的記錄，明顯超過唐代水平。
佃農地位的變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兩種形式：分成和定額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種地主的土地，秋收後除留農業稅和種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產量對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對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這種分成地租的方式。爲了榨取更多的產量，地主往往監督佃客勞動。定額制則是佃客向地主租種土地，一般交納定額地租，數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生產干預較少。
北宋時期，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強弱，在各地區間有較大差別，但總的趨勢是緩慢地向着減弱的方向發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離開原地主而佃種別的地主的土地。同時，客戶購買少量土地之後，就可以自立戶名，成爲封建國家的稅戶。
佃客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廣大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現象相當普遍。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換加速，農民不再世代依附於某一地主，於是封建隸屬關係也就比較鬆弛了。
土地兼併
南宋時土地兼併極其激烈。宋室南渡後，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將紛紛在南方掠奪土地，建置家業。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戰亂兼併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賈採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辦法，大量購買土地。從而掀起了兼併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嚴重程度大大超過北宋。
南宋土地兼併最明顯的特點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將張俊，每年收租米60萬斛，淮東土豪張拐腿，每年收谷70萬斛，以每畝收租一石計算，他們的田地都有六七十萬畝。由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農民失去土地成爲佃農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戶的比例超過北宋。
南宋時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但佃戶所受地租剝削及額外負擔，比北宋更苛重。特別是許多地區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比北宋嚴重，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手工業
手工業生產的進步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爲增加和改進。
制瓷業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佈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景德鎮，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爲“千峯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宋代瓷器，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南宋制瓷業的規模宏大，有的窯址堆積面達二十畝，高二十米。臨安鳳凰山下的修內司官窯，所燒瓷器，“極其精製，釉色亦瑩澈，爲當時所珍”。景德鎮是著名制瓷中心，產品遠銷各地。浙江龍泉所產傳統青瓷，仍爲當時上品。
其他如造紙、印刷、製茶以及火器製造等業，也都相當發達。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爲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礦冶業的發達
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佔有要地位。礦冶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採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爲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造船業的進步
宋朝的造船業居世界首位。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爲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爲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爲“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爲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應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南宋時期，造船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明州、泉州、廣州等造船業中心，仍然製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發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據其長、寬、深計算，載重量當在二百噸以上。這艘船的造型和結構都與宋代文獻記載相吻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艙竟多達十三個。
南宋時還普遍製造車船。車船裝有輪子，用腳踏輪，激水而行。
雕板印刷和造紙業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爲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爲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慄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絲織業
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佔主要地位。
北宋時，絲織業逐漸形成江浙和四川兩個中心。蜀地絲織品號爲冠天下。
宋滅後蜀得織錦工200人，擄掠回京，安置在綾錦院工作。後來，宋太祖不斷吸收江浙、川蜀、湖州織錦工匠，隊伍日漸壯大，形成了汴繡，又稱爲官繡、宮廷繡。汴繡融會各派之長，水平登峯造極。崇寧四年(1105年)，在宋徽宗的大力倡導下，文繡院正式成立，爲刺繡專業的高等學院，類似今日職業技術學院。宋滅亡後，這種刺繡又被稱爲宋繡。時至今日，中國四大名繡，蘇繡、湘繡、蜀繡、粵繡，唯獨沒有汴繡。
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南宋時，絲織技術有新的提高。蘇州、杭州、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各有織機數百臺，工匠數千人，規模宏大，分工細緻，絲織品種類繁多，產品精緻美觀。
南宋紡織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隨着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業逐漸普遍起來。宋人《木棉》詩中有“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機杼終年積婦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彈花、紡紗、織布的勞動過程，以及所用鐵鋌、彈弓、紡車、織機等各種棉紡織工具。
由於新的紡織工具的出現，已能織出帶有細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蘭溪縣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條隨葬棉毯，說明江南地區不僅能織布，而且還能織毯，反映了棉紡織業的新發展。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爲僱值，僱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僱募來的和僱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爲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僱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僱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商業
白銀和交子
隨着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 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爲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 國家稅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爲883900多兩， 到1120年(宣和二年)爲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藉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爲官辦，以36萬貫鐵錢爲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爲“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爲人民的一大禍害。
紙幣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交子產生於四川，流通地區也主要是四川。四川當時使用鐵錢。鐵錢分量重、價值低。不便於流通和隨身攜帶，特別是給大宗貿易造成巨大困難。當時一匹羅賣錢兩萬，據李攸《宋朝事實》記載，鐵錢兩萬重130斤，大宗貿易的困難可想而知。於是，紙幣交子應運而生，民間設立交子鋪。後來，由16家富戶集資36萬緡，統一發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富商衰敗，交子不能兌現，改由政府接辦。天聖元年(I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設置交子務的命令傳達到成都府，次年開始發行官交子。當時規定：每期交子的最高發行額爲1256430緡;以36萬貫鐵錢爲準備金，流通期限爲三年，三年後另行換界。商民向官府以舊換新每貫需交30吻2紙墨費。官交子最初幣面金額爲一貫到十貫;寶元二年(1039年)改爲五貫和十貫，五貫的交子佔兩成，十貫的交子佔八成;熙寧元年(1068年)又改爲五百文和一貫兩種，五百文的交子佔四成，一貫的交子佔六成。交子總共發行了“四十三界”。
紙幣給貿易帶來方便。崇寧四年(1105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製紙幣，稱爲“錢引”。錢引的樣式比交子要美觀。錢引最初的發行額爲25萬貫，到淳熙五年(1178年)增至5400萬貫，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貨嚴重膨脹。大觀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務也改爲錢引務。
崇寧五年(1106年)，北宋朝廷發行過一種流通地區很廣的紙幣，名曰“小鈔”。但是，小鈔使用時間甚短，大觀元年(1107年)就廢止了。
紙幣方便貿易，但是小鈔後來就了。崇寧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爲相。蔡京與宦官重貫相勾結，把持朝政。當時，市場上小平錢不夠用，朝廷爲節銅省工。就鑄造以一當十的大錢。結果，民間將小平錢銷鑄當十大錢，這樣小平錢更不夠用了。崇寧五年二月，蔡京罷相。蔡京的政敵趙挺之爲相。趙挺之罷行錢引，創制“小鈔”，以補救小平線的不足，並用小鈔收回當十大錢。《文獻通考》卷九記載：“詔當十錢惟京師及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如川鈔引法。”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再度爲相，廢止小鈔，恢復使用當十大錢。小鈔從實行到廢止，不足一年。
原來，這與當時朝廷的黨派鬥爭有關係。
北宋發行過大量紙幣，包括交子、錢引一和小鈔，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紙幣一張也沒有留傳下來，其原因大概是紙質易爛。
商稅和專賣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稅。
宋朝商稅分爲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着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爲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爲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商業稅爲主
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二十五分之一，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爲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爲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財政收入巨大，並沒有影響到人民的負擔。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小型王朝之一。
宋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可以比較一下，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爲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纔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億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億貫或更多。
店鋪林立
宋代商業高度發達，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連鎖店、24小時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24小時營業，宋時稱之爲“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
宋代商業稅首次超過農業稅。首都開封有商業行300餘個，行業衆多，分工細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買賣，譬如剝蓮子(錘石蓮)，即是把剝好的蓮子賣給水果行和藥鋪。這麼個小業務，也能成爲一種行業，養活一羣業內人士。其時，從事該行業的有數十家之多。
商業發達，佛門也不例外。相國寺原是戰國時魏無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時不僅是全國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國際佛教活動交流中心(《水滸傳》中魯智深落腳的地方)。相國寺除了搞講座培訓之外，也搞大型商業活動，向社會開放做展銷會使用。每月五次，名曰“萬姓交易大會”。展銷區規劃非常明確，大三門上賣珍禽奇獸;第二、三門皆傢俱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後資聖門前，這兩塊地方賣書畫文教用品，如趙文秀筆、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員也不閒着，尼姑兜售繡作、領抹、帽子等純手工製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鍊、護身符等。
貿易
唐朝時期，對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陸路。到兩宋，因戰爭關係，西北陸路交通時斷時續，於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賴東南海路交通。
宋朝首次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譽滿全球。而其商船的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爲世界之首。當時，大海船達300噸，而幾百年後的哥倫布航船才120噸。採用指南針導航的300噸海船，穿過印度洋遠達阿拉伯與非洲東岸。進出口商品達300多種，成爲當時最發達的海洋國家，不僅推動世界貿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傳入歐洲。
北宋時，海外貿易之盛，遠遠超過前代。宋政府爲了增加財政收入，及收購進口物資來滿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早在971年(開寶四年)，就設置市舶司於廣州。以後，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
宋金並立，雙方貿易往來仍然頻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爲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發現南宋湖州製造的銅鏡。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至於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國。
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由於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貨幣鑄造供不應求。在對外貿易中，銅錢又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爲主要的交換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爲川引外，還發行了會子。南宋政府發行紙幣，主要是爲了彌補財政虧空。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造成幣值下跌，通貸膨脹。
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朝版圖外，其他五處市舶機構仍繼續存在，又增設溫州、江陰軍兩處市舶務。
市舶機構
宋代的市舶機構類似近代的海關，但權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具保才能通行。否則貨物將遭沒收，人員被懲處。外國商船到達中國港口後，必須立即向市舶機構報告，由它派員上船檢查。一般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爲入口稅，叫做“抽解”。並規定某些貨物爲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爲“博買”。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創辦外商招待場所，如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溫州有來遠驛等，對外國商人和商船採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由於兩宋政府大力獎勵海外貿易，在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上當時造船業的進步，指南針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極爲便利。當時，亞非各國與中國通商的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裏曼丹北部)、三佛齊(蘇門答臘東南部)及大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