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兩漢時因避漢宣帝詢名諱稱“孫卿”，戰國末期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接下來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荀子認爲“道體常而盡變”，國家治理必須以“率一道治萬變”爲原則，根據不同社會空間結構、不同時間演化階段，“宗原因變，曲得其宜”，由此荀子推出國家治理“維齊非齊和當之爲貴”、“義利並存和禮法兼施”、“化性起僞和王霸並用”三個重要原則。
一、維齊非齊和當之爲貴
國家治理是建立在人性論正確分析基礎上的治理，由於人性本惡但能借由理性思維之路徑由惡向善實現成聖目標基本判斷，人類社會由於個體能力差異呈現靜態結構差異化極大且由於個體能動性呈現動態結構變化基本狀態，必須採取“維齊非齊和當之爲貴”原則而因人而異、因時而動、因地制宜地治理。
首先是“維齊非齊”。在荀子眼中，現實社會世界是個差異化極大的存在，從整體來看，整個人類社會存在分類分層差異化分佈結構，而且這種差異會隨着社會進步呈現越來越大趨勢，荀子關於社會分類分層差異化分佈的判斷，最終目的不是爲了簡單呈現差異化基本特徵，而是爲了最後將差異化的個體存在組成一個整體的社會有機系統的存在，從而實現社會運行有序穩定發展目標，荀子說：“維齊非齊，斬而齊，枉而順，下同一。”
由於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快速提升，個體對自然控制和利用能力差異越來越大，與之相應個體價值創造能力差距也越來越大，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必然，這就迫切需要社會認可個體思維能力差異並促進保護由能力差異而導致個體之間價值創造和社會分配的巨大差異，並且利用這種能力差異，將不同層級能力差異個體有機系統組織起來，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創造較原有單個個體大得多效用，如此才能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富強，由此“維齊非齊”成爲國家治理基本原則。
其次是“當之爲貴”荀子認爲國家治理沒有一成不變方法，必須“因人而異、因時而動、因地制宜”方法，根據不同社會空間結構、不同時間演化階段而宗原因變、曲得其宜地進行治理，不同類別不同層級個體必須採取不一樣地治理方法，這也是荀子認爲必須對整個社會推行上禮下法、先霸后王治理根本原因。
一方面從靜態空間上看，荀子認爲現實社會個體由於後天努力存在上下層級之間較大差異，不同層級百姓對需求滿足方向地追求存在較大差異，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對不同層級個體就必須採取不同治理引導方法，另一方面從動態時間上看，荀子認爲個體成長有一個由惡向善慢慢成長的長期進化過程，需要外部力量由外而內充分激發慢慢培養，尤其需要國家制定製度採取賞罰引領規範培養，個體成長需要長期過程，如此國家治理就需要採取王霸並用先霸后王手段從而與個體成長長期過程相匹配，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相應的治理手段亦應有所不同，由此“當之爲貴”成爲國家治理基本原則。
二、義利並存和禮法兼施
由於人性本惡但能借由理性思維實現自低向高、由惡向善逐漸成長的基本判斷，社會整體呈現的是由於個體能力差異導致社會差異極大的靜態分佈結構，荀子認爲現實社會是個差異極大的存在，荀子將個體分成了庸人、士、君子、賢人、大聖五個層級，不同層級個體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層次需求，相對應治理方法必然存在差異，社會分層結構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國家治理必須根據社會個體所處層級採取“義利並存、禮法兼施”方法，用分類分層、因人而異方法對不同層級個體採取不同治理方法以期達到理想治理效果，由此，荀子提出“義利並存和禮法兼施”國家治理基本原則。
一是“義利並存”，荀子認爲義和利是個體成長動力的兩大方面，首先是義利並存，義和利兩者並存缺一不可，個體本身的行動目標天然地包括利益和道義兩個方面，即使堯舜也無法單方面去除人對利益滿足的慾望渴求。然後是先利後義，個體成長過程中既有利益目標又有道義追求，兩者之間往往是先滿足利益初級目標再追求更高層次道義目標，再次是義利並重，義和利是激勵個體成長兩個方面，因勢利導靈活運用“義利並重”方法來積極導個體成長達到社會和諧穩定的治理目標。
二是“禮法兼施”，強調上禮下法和禮法並重兩個方面，首先是以上禮下法治理社會整體。荀子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鑑於“人有五儀”，整個社會呈現正態分佈社會分層結構，必須採取與不同層級個體素質和層次需求相匹配治理方法，處於社會底層所謂庸人其訴求更多在利益方面且自控能力較低，用利多於義誘引方法和法制強制手段，對社會中間層士和君子則採取利義並重手法，對於社會高層賢人和聖人關切則更多用道義方法引領激發，這也是儒家所謂“刑不上大夫”思想起源。
其次是以禮法並重來激發社會個體，由於社會個體都具有“義利並存”雙重特性且個體成長都需要外部力量激發，因此對於單個個體而言，應採取“義利並重、先法後禮”來進行外部引導激發，荀子說：“善善惡惡，治之本也。”對於單個個體成長，荀子認爲必須採取表揚善行和懲罰惡行雙重並進方法來引導激勵個體走上正確成長軌道，通過“先法後禮”手段從外部激發個體潛力促進個體全面健康成長從而發掘社會進步動力源泉。
三、化性起僞和王霸並用
由於人性本惡但能借由理性思維之路實現自低向高、由惡向善逐漸成長的基本判斷，人類社會呈現的是由於個體能動性極大而呈現社會發展動態平衡基本特徵，因此國家治理必須因時演化根據社會個體整體演化階段不同而相應採取“化性起僞和王霸並用”原則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社會採取不同治理方法。
荀子認爲“化性起僞”是培養個體發展的基本方法，相應地“因時演化”則成爲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荀子認爲個體先天本性惡，個體後天由惡向善實現成長需要外部師法慢慢教育引導，個體開竅成長有個逐漸發展演化過程，前期以霸道方法強力激發爲主，後期以王道方法誘引爲主，在個體成長初期需強調人性本惡，在賞慶刑罰下促進惡向善的轉變，但是當個體懂得法度知禮儀後，仍然單純採取賞慶刑罰方法就不能有效激發個體向上動力，國家就必須採取王道方法誘引爲主。
荀子認爲採取“王霸並用、先霸后王”治理手段，國家才能真正達到王道治理境界。荀子同時提出王霸並用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先霸后王、政有始終”。荀子提出以三年爲執政週期的政治始終概念，荀子認爲凡是政教總有始終，以教育啓發爲先，以政令制度制定爲中，而以賞罰進退爲終，每一個政教循環存在一個三年逐漸啓發教育培養約束獎懲過程。
二是“馬上馬下、各有所重”。在應對范雎問秦政問題時，荀子一針見血指出秦國過於注重法家霸道政策後遺症，極有預見性看到秦國過於強調以力兼人、征伐無度的嚴重後果，提出國家治理必須採取“馬上馬下、各有所重”因時演化的重要觀點，這個觀點在其再傳弟子賈誼手中得到進一步闡發，賈誼將秦之短亡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認爲國家治理貴在“去就有序、變化因時”馬上可得江山，馬下須治江山，得江山、守江山是完全不同兩件事，得江山時重霸，守江山時重王，而王霸並重則可以長守天下，這也是漢宣帝提出“漢家法度，本以王霸道雜之”重要觀點思想源頭所在，同樣對後面唐宋中國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圍繞爲何“國”的核心問題，荀子提出“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要觀點，認爲“能羣”是人類區別於萬物最基本特性且“國”是人類社會羣的最高層級組織，“國”能夠爲社會發展起到巨大的乘數和級數推動效用創造巨大價值，這是中國古代治國思想對世界治國思想重大貢獻，荀子藉由“國”這個樞紐，發現了個體和個體之間能夠通過組織產生較原單個個體大得多效用的奧祕所在，由此“國”通過發展組織能力創造巨大價值想象空間被徹底打開，荀子借“組織乘數”——這個解開人類發展價值創造奧祕鑰匙的再發現，找到了能夠合理解釋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思考源頭，爲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實踐作出重大貢獻。
總結
圍繞如何“國”的核心問題，荀子透過最宏觀國家及最微觀個體兩個維度對社會進行深入考察，發現了人區別於萬物“能思”、“能羣”本質奧祕所在，進而深度發掘個體力量和國家力量兩個推動社會發展最大動力源泉。荀子以廣義人性論爲治國思想理論內核，以內聖能思外王能羣爲國家治理展開主線，就“個體如何思”、“國家如何羣”方法展開深入研究，對國家治理本質、原理、方法等國家治理重要問題作出深刻闡述，建構了一套以“一核雙線”爲總綱的先秦深刻系統完整國家治理運行理論體系，爲中國建立統一國家運行體制機制尤其秦漢帝國創設提供了學術思想理論基礎，同樣爲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理論研究以及具體實踐作出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