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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打仗講究“仁義”,最後卻因“仁義”而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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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繼承齊桓公的霸業,與楚國爭霸,一度爲楚國所拘。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討伐鄭國,與救鄭的楚兵展開泓水之戰。楚兵強大,宋襄公講究“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後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宋襄公到底是仁義還是愚蠢?

一直以來,宋襄公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笑話。這個笑話的起因是宋與楚之間的一場戰爭:泓水之戰。《左傳 · 子魚論戰》裏記述得清楚:宋楚對壘。宋軍已擺好了陣勢,楚軍還在渡河。宋國的司馬子魚進言:“敵衆我寡,趁着他們還沒有全部渡過泓水,請下令進攻。”宋襄公說:“不行。”稍後,楚軍渡河完畢,但還沒有擺好陣勢,子魚又建議宋襄公下令進攻。回答還是“不行。”襄公的理由是“不鼓不成列”,要堂堂正正地對戰,不佔人便宜。結果等楚軍擺好了陣勢,宋軍才發動進攻,大敗。宋襄公在戰鬥中大腿受傷,六年以後死在這個腿傷上面。一直以來,人們都譏笑宋襄公的迂腐,也有人奇怪他怎麼會也進了春秋五霸的行列。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或許能夠讀出一些新的意思來。

宋襄公姓子,名茲甫,是宋桓公的太子。子姓,今天幾乎見不到了,但以前曾經很顯赫,是商朝的國姓。宋國,是商朝的遺民。周朝滅了殷商,並沒有斬盡殺絕。周武王封了商紂王的兒子武庚,讓他管理商朝的遺老遺少。到了武王的兒子周成王時,武庚叛亂。平叛之後,周朝仍然沒有斬盡殺絕,而是改封了紂王的庶兄微子。這就是宋國的開始。宋國不僅因爲是殷商的後裔而封國,而且級別很高,是五等爵裏最高的公爵。

但是面子歸面子。因爲是被滅的前朝,加上有武庚叛亂的前科,商人的宋國從一開始就是在周圍一大圈姬姓國的嚴密監視下苟且活着。西周分封時,各個國家都很小,基本就是今天一個縣的樣子。要想發展壯大,就要吞食兼併他國的土地。齊國、晉國、楚國這幾個大國動手早,都是這麼發展起來的。但是宋國,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一直都很憋屈。

宋襄公打仗講究“仁義”,最後卻因“仁義”而敗

到了宋襄公,他大概想搏一搏。首先他要立聲望,打出賢君的知名度。公子茲甫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上,是他要讓位~父親宋桓公病重的時候,他要把太子之位讓給庶兄目夷。這事當然沒成,而且換來了謙遜仁厚的名聲。第一步成功了。

第二步,他要去抱粗腿,尋求外交支持。宋桓公死,還沒來得及安葬。這時候齊桓公在葵丘會盟諸侯,開各國首腦高峯會議。宋襄公戴着孝,緊趕慢趕地去了。齊桓公向來容易被這樣的事所感動,加上宋襄公也是一表人才,最終桓公把自己的繼承人公子昭託付給了他。這樣的大咖背書,讓宋襄公一夜之間成爲超級政治明星,第二步也成功了。

第三步,就到了實現強國夢。《左傳》記載,“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一個治字,說明宋襄公搞建設還是不錯的。然後他也開始對外出擊,收伏些周圍的小弟,壯大自己的實力。就這樣宋國在當時的諸侯中慢慢脫穎而出了。順風順水的宋襄公現在還需要一個機會,一個一戰成名的機會。

機會很快就來了。齊桓公死後,諸子爭位,齊國大亂。宋襄公憑着當年託孤的舊約,居然就敢會同曹、衛、邾幾個小兄弟出兵大國齊國。幸運的是,齊國當時人心渙散,軍無鬥志,宋襄公兩戰兩勝,最終擁立公子昭爲國君。能夠給齊國這樣的春秋霸主安邦定國,宋襄公的人生達到了鼎峯。

如果襄公能夠就此打住,春秋的歷史上大概會記載他是一個賢君,中興之主。可惜了,男人都知道要對自己狠一點,在事業的上升期裏是不太容易停下來的。於是他給自己定了個大目標,要像齊桓公一樣,會盟諸侯,做霸主。做霸主是要有實力做背景的,否則沒有小弟會跟你。當時各大國裏,齊國內亂剛結束,元氣尚未恢復;晉國惠公在位,與秦作戰失敗,國內人心不和;秦國雖然蒸蒸日上,但是地處偏遠,對中原影響力不夠;唯有楚國兵強馬壯,正在積極進行中原攻略,鄭、陳、蔡等一批小國都投靠了楚國的陣營。

於是宋襄公竟然腦子昏亂,想了個與虎謀皮的主意,要借楚國的威勢,號召諸侯來完成會盟。三年後,襄公組織鹿上之盟,約集齊、楚兩大國先簽訂盟約。齊孝公是宋襄公擁立的,自然賣了他的人情,而楚成王也來了,估計也有提升一下國際影響力的意願,順便探探中原的虛實。三國同盟裏,宋襄公是盟主,應該說賺足了面子。這時候,收手還有機會,可惜最終他選擇了凝望深淵。

同一年的秋天,宋襄公召集盂之盟,這次相當於聯合國大會,大小諸侯一起來,級別更高,排場更大。宋襄公以爲霸主之夢就要實現了。結果盟會之上,楚國暗藏刀兵,直接挾持了宋襄公,自己做了盟主。宋襄公嘔心瀝血,最後給別人做了嫁衣裳,當衆出醜,羞憤至極。第二年,宋國因爲討伐鄭國,和楚國直接開戰,就是開篇提到的泓水之戰。

戰敗之後,宋襄公給自己解釋說,君子作戰,敵人如果受傷倒地,就不會給他再來一下,不俘虜頭髮花白的老弱病殘。我們雖然沒有人強,但是我們遵守君子戰的法則,對方沒有列陣,我們就不能攻擊。今天看,宋襄公的價值觀裏,未嘗不是充滿了貴族精神的部分。秦以前中國是貴族社會,跟歐洲的中世紀類似。貴族們之間,玩的是君子游戲。彼此憤恨到了極點,約好地點來決鬥,大家抓鬮,決定誰先開槍。一言不合,掄刀砍人,打到滿臉濺血,那是古惑仔。

宋襄公血脈純粹,爵位尊貴,是典型的貴族。從他出道以來,基本都在貴族的行爲範疇裏做事,也還屢屢能獲得些成功,也是因爲這些小成功,讓他侷限了雙眼,相信“仁義”兩字做旗幟還是好用的。他大概沒有看到,當時的春秋已經無義戰了。在他之後一百多年,中國出了個孫子,直接就說“兵者,詭道也。”他被後世尊爲兵聖。

而如果要說宋襄公的存在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些什麼的話,那就是人們可以用他做反面材料,理直氣壯地批評和不屑所有因爲遵守某些規則而失敗的人物。禽擇木而棲,識時務者爲俊傑之類的價值觀堂而皇之的走上臺面。貴族和士的精神漸漸死去,以至於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得不用一批遠在廟堂之外的刺客,來爲春秋以來最後的理想主義,做出最後的謳歌。今天如果舉國評說宋襄公,都只有“迂腐”兩個字的話,這不得不說是一件有點可惜的事情。

宋襄公到底是不是個“仁義”的人?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子,但非長子。王位本來非他莫屬,他居然要讓賢給庶出的哥哥目夷。王位這種東西從來都是被爭的你死我活,主動謙讓者實在是世間罕有。所以哥哥太感動了,認爲宋襄公比自己更“仁義”,更適合做宋國國君,這下宋襄公才勉強答應。

在巨大的權力面前宋襄公都能放棄,說明他的“仁義”修煉真是到位。也有人說這是他在做秀,藉着仁義的幌子表演,明知父王不會讓哥哥繼位。那麼,“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託孤宋襄公又是爲何呢?目光如炬的齊桓公難道會看走眼?

宋襄公的翩翩君子之風深受齊桓公的賞識。齊桓公晚年,諸公子爭位鬧得不可開交。桓公將公子昭託付宋襄公,希望待齊國內亂平定後,襄公能幫助昭繼位。襄公果然不負重託。這件事使宋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大提高,爲宋襄公進入“春秋五霸”排名奠定了基礎。

宋襄公爲什麼要尊“禮義之兵”?

春秋時期有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叫《司馬法》,傳說出自於姜太公之手。《司馬法》是專講作戰事宜的,中心思想是“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所以宋襄公在戰爭中講求“仁義”是有一定時代背景的,並不單單出於自己一廂情願的“仁義”。宋國講禮儀,但楚國屬於蠻夷之邦,要的是千方百計取勝。兩國的作戰思想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宋襄公所提到的等敵方擺好了陣勢纔開打,正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左傳》中曾記載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就是典型的循“禮”之戰。當雙方戰車在約定地點相遇,華豹向公子城射箭,結果沒射中,他準備再補射一箭。這時公子城大喊:“華豹,說好的一人一箭,你賴皮,現在該我射你了!”華豹立馬乖乖放下弓箭,老老實實給人家當靶子,結果被射死。《左傳》成書於春秋末年,對這類以生命捍衛武士尊嚴的故事予以褒揚。所以宋襄公遵守軍禮古訓,在當時並無不妥,反倒是楚國蠻夷破壞規矩。

到了戰國時期,《孫子兵法》的問世,開張名義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將“詭詐奇謀”的作戰方式推到了至高地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戰爭從此沒有了“溫情脈脈”而是極端冷酷無情。

泓水之戰宋國的戰敗不僅完結了宋襄公的生命,也標誌着自商、周以來提倡的“禮義之兵”退出了歷史舞臺。

宋襄公打仗講究“仁義”,最後卻因“仁義”而敗 第2張

如果宋襄公不舉“仁義”大旗,這場戰爭會怎樣?

面對強楚,齊、晉等大國與它交手都未討到便宜,何況宋這樣一個小國?所以在泓水之戰中,即使宋襄公採納了目夷的建議,趁敵人渡河一半時出擊、趁敵人陣勢未擺好時出擊,取勝的可能性也不大。這一戰是宋襄公出於維護面子而進行的一場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戰役。指導他行爲的是根深蒂固的“貴族精神”。

宋國乃殷商後裔之封地,受周天子賜予的“公爵”之位。別看他地盤不大,國力不強,但實屬前朝正宗血統,三個“公爵國”之一。那些比他強大的國家,如齊國是“伯爵”,而楚國是“子爵”,爵位比宋國低得多。所以,宋國國君從骨子到行爲,都體現着“貴族精神”。

尼采曾經說過,貴族最重要一個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這種“自尊”是對自己尊嚴的維護,也是對他人的尊重,所以在立身處世中要講原則、重規矩,時時處處符合“禮”。尤其是在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貴族們尊“禮”行事。邊界甚至可以不駐軍,貴族們放心在居所內飲酒享樂。如有戰事發生,自然敵方會通報,雙方約定時間地點,不會不宣之戰搞突然來襲。即使在戰場上,也有“戰爭禮”可循。

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既然無法戰勝敵人,不如維護作爲貴族的尊嚴,合乎禮義,順乎我心。這就是宋襄公說的,如果靠不仁取得了勝利,那就不叫勝利了。只是宋襄公幼稚了,他的思想不夠與時俱進。他身處的春秋中期已經被孔子視爲“禮崩樂壞”,孟子也曾說:“春秋無義戰”,單靠個人的修爲想取得戰爭的勝利絕無可能。

隨着歷史的發展,“兵者,詭道也”這種思想成爲戰爭的基本思維。所以隔着兩千多年的歷史時空,我們笑他的迂腐、笑他的教條主義,實質上是我們沒有弄懂這個殷商後人爲自己留下的最後一抹貴族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