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一年，英法聯軍燒燬圓明園的灰塵尚未散盡，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佔領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根據北京條約，清王朝被迫設立總理衙門平等處理各國通商事務。
自1644年入關已經延續了217年的清王朝搖搖欲墜，中華民族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此時，中國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中央以總理衙門辦事大臣恭親王奕訢;在地方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爲首的地方大員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建造了一系列製造局、電報局、鐵路局，成立了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和福建水師。其中北洋水師擁有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其餘各式艦船76艘，總噸位達83900噸。
1868年，戊辰龍年，清同治七年。海洋對面被清王朝士大夫稱爲蕞爾島夷的日本，這個國家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發表《五條御誓文》，明治維新正式開始。日本雖然四面環海，但自古以來同中國一樣奉行閉關鎖國，舉國上下不得建造可供出海的大船，未經允許出國以及出國又歸國者都被處以極刑。
日本自古以中國文明爲師，恥辱的是這個學生同老師一樣是被大炮轟開的國門。不同的是在簽訂對自己極爲不利的不平等條約後，也是親眼看到中國被西方世界無情的蹂躪後，全全面轉向以西方爲師，明治維新中，國人放棄和服改穿西裝，設立小、中、大學共計5600餘所，普及義務教育，全面學習西方文化，國力蒸蒸日上。
曲折
同樣是1868年，美國駐華公使浦安臣卸任歸國，歸國的浦安臣身份十分特殊，身爲美國人的他竟率領二十餘名中國公使出訪西歐諸國謀求修改不平等條約。
總理衙門爲這個中國首批外交使團配備的最高官員職務是章京，相當於今天的機關文員，外加負責翻譯事務的同文館學生。現在這些人的名字已經很難考證，但可以可定的是這些人在中國的知識界和官僚系統中是不入流的。
這些人歸國後也被處處排擠，沒有一人在日後得到重用。而七年後的1875年，中國終於有勇氣向被視爲洪水猛獸的西方世界派去中國歷史上首任駐外公使。湘軍創始者之一，57歲的郭嵩燾在寒冷的冬季自上海乘船赴歐，先後擔任駐英公使、駐法公使。
駐英期間參觀各地學校工廠及政府機構，觀念發生根本性變化，“西洋政教、製造，無不出於學”，著有《使西紀程》，向清政府盛讚西方政治制度並提出學習的建議。然而這本書寄回國內由總理衙門刊發後引起軒然大波，最終所刊書籍全部收回銷燬，郭嵩燾也被罷官，終身未被啓用。
《使西紀程》被召令銷燬時，李鴻章反覆閱讀，給友人的信中說郭嵩燾人雖然不事故，但是對洋務的看法還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現在因爲說真話被整個官僚系統排擠，恐怕以後達官貴人都會噤若寒蟬，沒人敢暢所欲言了!
諾大個中國連一本說真話的書都容不下，李鴻章也着實心寒。其時，《使西紀程》通書僅有兩萬多字，所說無非說英國“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希望用自己所見所聞啓迪國民，正式西方的先進文化，期望中國能夠通過政治制度的改革找回往日的尊嚴和榮光，不想竟被全國上下當做公敵。
在經過四年的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日盛，舉國以學習西方爲榮耀。在這一年，日本派出以巖倉具視爲首的使節團出使西方，史稱岩倉使節團。使節團中使節46名、隨員18名、留學生43名。使節團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幾歲，伊藤博文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計劃，日本原本派出小規模使節團，但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使節團的規模不斷擴大，以至終於達到117人之衆。岩倉使節團先後出訪美、英、法、比利時、荷蘭、德國等十三個國家，其中光是在美國就停留了八個多月，歸國途中又短暫訪問西歐各國殖民地，總歷時長達一年十個月!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還是一個封閉的國家，雖然經歷了四年的明治維新但人民依然對西方充滿疑問和困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更是一知半解。
雖然全國上下都明白要向西方學習，但怎麼學習、學習什麼還是一個問號。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如何運行，西方的科技到底如何發達?對日本來說到底是同中國一樣“中學爲體”還是全面轉型?
訪問初期，全權大使巖倉具視頗以日本文化爲榮，雖然使團中其他人都身穿西服梳短髮，巖倉依舊保身穿和服保留日本髮型。西方報紙中也以他爲異類。但在兒子“不要以未開化的形象使國家受辱”的勸說下改穿西服，不久以後也剪去長髮。
岩倉使節團在慨嘆歐美宏偉的工廠和壯觀的都市後認識到，雖然這些巨大的物質財富都是由科學技術所創造，但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溫牀是政治制度。只有拋棄古老懞昧的封建制度，全面學習西方政治文明，創造物質文明的科學技術纔有紮根的土壤。
只有把農耕社會轉變爲商業社會才能源源不斷的創造物質財富。有了強大的物質保障就能生產一流的兵器建設一流的軍隊，才能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而一切的一切最根本在於保持開放，最基本是商業的開放，根本在於思想的開放，只有正視自己的不足和西方的先進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維新。
碰撞
1876年，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從北京出發前往天津拜訪李鴻章，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洋務運動一來一手創辦了：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以及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師。實在是清朝官僚陣營中少有的開明之士。
會談中李鴻章文森有禮“中西學問如何”，森有禮答“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李鴻章又問“日本所學有七分麼?”森有禮：“五分尚沒有”。李鴻章見森有禮身穿西服，心中不快，於是說“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隨森有禮同來的書記官鄭永寧答：“這只是外貌，其實質尚未學會。”
會談即將結束時，李鴻章驚歎於日本決心效法西方的決心，但對日本拋棄本國傳統也十分不屑，問森有禮“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卻說“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鴻章則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纔不得不採之外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李鴻章最後的一番話明確的表達出這個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對待洋務運動、西洋文化的態度：所有的變革都是迫不得已，只要能小修小補苟延殘喘就絕不深化改革。既是如此，就絕無稱霸世界開拓疆土的野心。
能夠拒強敵於國門外最好，既然已經被迫開放國門就只求清王朝苟活於世，祈求老祖宗的疆土不會再被割讓，大清國的財政不用再去償還賠款。
開戰
1894年，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經歷了三十五個春秋冬夏，日本的明治維新的第二十六年，日清兩國艦隊集結黃海，經過豐島海戰、大東溝海戰兩場戰役，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清朝被迫承認朝鮮獨立，並賠償日本白銀三萬萬兩，永久割讓臺灣、澎湖以及部分遼東半島。延續了三十五年的洋務運動也隨着馬關條約的簽訂戛然而止，這場自上而下的自強運動終於以全面失敗而告終。
戰爭初期清朝舉國上下對斥巨資經營二十餘年的北洋水師寄予厚望，朝中大臣更是盼望北洋海軍同日本早日海上決戰。唯獨李鴻章對敵我軍力的懸殊對比心知肚明。
北洋成軍於1888年，火力最強大的定遠、鎮遠兩艘軍艦均下水於1882年，兩艘戰艦各有四門305毫米大口徑艦炮及22門小口徑艦炮，兩艘軍艦火力在下水初初期可以說是風頭無兩，賺足了世界的眼光。
加上經遠、來遠以及我們熟知的鄧世昌作爲管帶統領的致遠艦，北洋水師在1885年可以號稱亞洲第一，而當時的日本海軍尚無一艘大型鐵甲艦，僅有數艘魚雷艇和無遠海航行能力的鐵甲艦。
但是在1885年後，日本舉國上下發展海軍，明治天皇更是決心“一天只食一餐”也要建立強大的海軍。日本政府高新聘請法國海軍部的白勞易做顧問專門負責建造在火力、速度上能夠壓制北洋水師定遠、鎮遠的“三景艦”(鬆島艦、嚴島艦、橋立艦)。
根據史料，日本爲了彌補火炮口徑的不足，專門建造小型、快速的鐵甲艦船，並將剛剛發明的小口徑速射炮裝上軍艦，其炮速高於中國定遠、鎮遠大口徑火炮八倍。並在中國軍艦上還以穿甲彈爲主的戰術下大量使用能夠爆破的榴彈“開花彈”。
到了1890年前後日本海軍總噸位已經達到17000噸，又經過四年的發展甲午戰爭時的日本海軍總噸位更是高達72000噸，並且艦船多於1885年後用更加先進的技術建造，都裝有速射炮。
此時的中國海軍已經有八年未曾購入新艦，當時的世界每年都有數不清的技術投入到生產，有數不清的武器投入戰鬥，又根據戰鬥又有數不清的戰術發生變化。
北洋水師成軍初期雖然亞洲第一，但十餘年來未曾更新換代早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同日本剛剛建成並且充滿火力的新式海軍相比勝敗已然分明。
戰鬥中中國軍人展現的勇猛可圈可點。在噸位、火力、速度均不佔優勢的情況下不懼敵不怕戰，其中鄧世昌統領的致遠艦在危急關頭擋在北洋旗艦定遠艦前面，直面日本聯合艦隊猛烈的炮火。致遠艦雖然擁有北洋艦隊最高的航速，但是卻沒有厚重的裝甲，最終全艦燃起熊熊大火。管帶鄧世昌臨危不懼，在彈藥耗盡的情況下指揮軍艦全速衝向日本遊記旗艦吉野號，然而中途艦身爆炸未能成功。
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損失軍艦5艘，官兵死傷六百餘人，日本聯合艦隊僅有四艘軍艦受重傷，無一沉沒。時至今日，再從陣型的變換、槍炮的口徑、彈藥的質量再去探討那場海戰猶如管中窺豹已無意義。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軍隊是政府的皮毛，北洋海軍能否擁有勝任的將領、部隊能不能使用優勢的戰術，以至於兵器的更新能否跟上時代的步伐，糾其根本都是大清朝的貪污腐化。
戰敗
甲午一戰可以說是兩場改革的大考，一方是從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方面全面西化的小國日本，一方面是僅僅引進西方技術的清朝。
事實證明沒有文化和政治做基礎的改革只是拆東補西的無用功，李鴻章晚年評述自己“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甲午戰爭雖然充滿不甘和屈辱，但不能不說清朝的戰敗是一種必然，戰爭前清政府固步自封，對自己陳舊的文化和政治系統不以爲恥，妄圖通過引進西方生產技術實現自強，對待正視西方文化的有識之士非但不加以重用反而深加迫害。
時局如此，大清朝如同朽木一樣爛到了骨子裏，絕不是哪個王公大臣一人一派所能力挽狂瀾。晚清幾十年隨口而來的開明大臣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但是同之作對的清流派就更加數不勝數，而作爲國家領導人的慈禧太后只顧個人利益，面對兩派紛爭先是作壁上觀，不得已就採取和稀泥的策略，甲午戰前還在一心修圓明園，整個朝廷都忙於太后的六十大壽，等到中日在朝鮮開戰才知形勢危及。
戰爭中清流派又對敵我戰力不加分析一味催促北洋海軍同日方決戰，李鴻章對局勢的分析反而沒人理會。
到了戰敗談判，整個國家一邊倒指責李鴻章簽訂不平等條約。其實若沒有整個國家的沉落墮落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不平等條約?戰場上的勝負又豈是一名大臣在談判桌上所能挽回的時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