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明朝滅亡，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歷史上關於大明王朝到底是因何而亡的存在多種說法，有人說“明亡實亡於萬曆”，也有人說“明亡實亡於閹黨”，還有少部分人說“明亡實亡於黨爭”。其實作者更偏向最後一種說法，“明亡實亡於黨爭”。萬曆年間的黨爭有多嚴重呢?你方唱罷我登臺。其實明末黨爭起源於一塊石頭，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八月，內閣首輔申時行開始爲一塊地底下可能存在的石頭而憂心忡忡。此前，萬曆皇帝採納禮部尚書徐學謨的建議，在大峪山建造陵墓。
但是御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聯名上疏說，陵墓之地有巨石，“地果吉利則不宣有石，有石則宜另擇他處”。這是對皇帝陵墓建設提合理化建議，本來此事與申時行無關，但接下來他們三位把矛頭對準了申時行。他們說徐學謨建議在大峪山建造聖上陵寢，“申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
李植更直言申時行此舉是犯罪。這裏作者要交代一個背景，那就是徐學謨和申時行的關係。徐學謨曾跟張居正關係不錯，張居正去後，徐學謨和申時行交好。徐學謨甚至把自己的親女兒嫁給申時行的兒子申用嘉，所以此二人的關係應是兒女親家。不過三位御史所說的“申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卻只是個動機揣測。
兒女親家是沒錯，但申時行真是因爲這個因素故意裝作不知道陵墓之地有巨石嗎?皇帝由此需要一個答案，一個關於忠誠、責任、真僞和立場的答案。申時行爲自己辯護了，他說：“當初皇上閱視此地時，李植、江東之並沒有說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很明顯是爲了藉此傾害大臣。”
的確，考察大峪山陵墓之地是在兩年前的萬曆十一年進行的，當時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也隨行，爲何不就石頭問題早作預警，偏偏要在工程開工之日突然對首輔大人發動致命一擊呢?很顯然這是有預謀的。皇帝就此做出處理，切責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並令“奪俸半年”。
大明王朝的黨爭可以說初露端倪，端倪之後是發展。九月，已被扣發薪水的李植等人提交了有利於他們的證據：找到一個風水大師證明大峪山壽宮有石。三御史強烈要求進行現場勘查，以還他們清白。疏上，申時行又開始憂心忡忡了，奏疏報還是不報?石頭有還是沒有?這都是煩惱的問題。
申時行最後的選擇是不報，皇帝朱翊鈞雖然年輕，卻也多疑。萬一皇帝相信風水大師之說，那情勢就會逆轉，申時行不想冒這個險。隨後情勢的發展有利於申時行，因爲大學士王錫爵反水了。這是歷史敘事的神來之筆，在萬曆十二年被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錫爵是李植等人着力要推出的新首輔，取申時行而代之。
作爲王錫爵的門生，李植一直在努力，哪怕受到皇帝處罰也要挽狂瀾於既倒。但王錫爵在這個時刻卻回頭是岸了，他“恥爲三人(李、江、羊三御史)所引”,堅決要與他們劃清界限。這是發生在皇帝對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奪俸半年之後王錫爵的第一次表態。王錫爵批評他們與吏部侍郎趙用賢結黨，在張居正、馮保之獄後結成一個新的利益聯盟。
由此，王錫爵掀起了反李植三人的運動，繼他之後先後有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輿郊、王敬民等站出來檢舉揭發李植等的罪惡行徑。萬曆皇帝最後拍板，將李植由太僕少卿貶爲戶部員外郎，江東之由光祿少卿貶爲兵部員外郎，羊可立由尚寶少卿貶爲大理評事，隨後又將李植等降三級調外使用。
黨爭至此井未抵達高潮，因爲有越來越多的人捲了進來。爲了聲援李植三人，諭德吳中行、贊善趙用賢、光祿少卿沈思孝上疏辭職，趙用賢暗自支持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許國，向萬曆皇帝開炮，稱“朋黨之說，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國”,力撐李植三人。由此，大明帝國的黨爭發展到了糾結階段，萬曆皇帝深受其苦。
申時行也深受其苦，雖然在萬曆十三年，他僥倖逃過黨爭的傾軋，但接下來他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萬曆十九年(1591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上疏彈劾申時行。這位在若干年後寫出《牡丹亭》的才子在萬曆十九年的春天顯然對帝國首輔牢騷滿腹。湯顯祖說：“言官中亦有無恥之徒，只知自結於內閣執政之人，得到申時行保護，居然重用。”
湯顯祖又說：“首輔申時行掌握朝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糜然壞政。請陛下嚴誡申時行反省悔過。”(見《明史》)隨後福建布政使、浙江按察使也上疏彈劾申時行。當然他們彈劾的這些問題並無實據，但彈劾的人多了，萬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萬曆十九年，年近古稀的申時行引退，萬曆四十二年，八十歲的申時行與世長辭，算是徹底擺脫言官的請責了。
申時行歸去那年，閣臣許國抱怨說，現在“內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能再爲國家做事”!他提請皇帝嚴禁小臣攻擊大臣，因爲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覺爭氾濫的一種表現。雖然明神宗朱翊鈞也感時傷懷，擔憂：“大臣解體，爭欲去官，國無其人，朕與誰共理國事!”並且告誡百官今後再有肆行誣衊大臣者將嚴懲不貸。
但這種動盪不安的氣息卻已經瀰漫在大明帝國上下，經久不息。因爲自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革職爲民，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之後，齊、楚、漸三黨攻擊“東林”事件便層出不窮。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初三日，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彈劾東林黨人顧憲成說：“臣觀今日天下大勢盡趨附東林，顧憲成自貶官歸官，假講學以結黨行私，而道德性命與功名利達混爲一途。”
其後，光祿寺丞吳炯上疏回擊說：“顧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 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並非細事。”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戶部郎中李樸上疏爲東林黨人辯護，說：“凡攻擊東林者，今日指其爲亂政，明日曰其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權柄?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攻擊：而有人弄弊作奸，賣官賣爵，卻得到保護。”
李樸又論及言官黨同伐異以排擠忠直之臣爲己事，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李樸很快爲自己的所作所爲付出代價：齊、楚、浙諸黨發力，將其貶爲州同知。李成了大明帝國覺爭的又一犧牲品。犧牲年年有，李樸只是極小的個案。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三月，神宗朱翊鈞下令考察京官，齊、楚、浙三黨進一步驅逐東林黨人，甚至連退休居家者也不放過。黨爭超越權謀層面，在正邪之間展開，這的確於國家正氣頗有損焉，但萬曆的態度是置之不理。大明帝國黨爭至此走向亂象紛呈，王朝唱晚，只待最後的喪鐘敲響，而那喪鐘的聲音，已經是隱約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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