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明末閹黨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太監作爲我國封建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特殊羣體，自先秦時期開始，便始終活躍在上下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長河中。在隋唐以前，太監即爲宦官，而早在周朝建立之時，宦官制度就已經初具規模，而這些成天環繞在皇帝身邊的人，雖無半點政治實權，卻往往能夠攪動天下之事。
要知道，自秦朝的趙高開始，宦官亂政的現象在任何一個朝代都屢見不鮮，尤其是在一個王朝的末期，當皇權統治搖搖欲墜之時，宦官集團便開始紛紛“亮相”，左右着王朝的前進方向。
而在我國古代的諸多政治體制中，宦官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極爲“彆扭”的存在，一方面朝廷爲了牽制羣臣，不得不重用太監，另一方面又擔心宦官會對皇權統治造成不可扭轉的影響，如唐代宦官亂政的現象出現，自唐德宗之後的十位繼承人，其生死皆爲宦官所掌控。
而作爲唐朝時期中日文明交流使者的“遣唐使”，雖對大唐帝國的文化進行了全面吸收，卻唯獨兩樣制度不曾學習，一者爲科舉制，二者便是宦官制度。因此，在有了唐朝宦官亂政的前車之鑑後，宋元時期的宦官體制被朝廷極力限制，尤其禁止宦官集團染指軍事領域，以避免再次發生前朝宦官掌握中央禁軍的情況出現。
但自明朝建立後，宦官集團不僅再度“粉墨登場”，甚至還被擡升到了漫長封建歷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現如今，在諸多對大明王朝予以批判的觀點中，就不可避免的包括了明朝的宦官制度。要知道，自明英宗身邊的貼身太監王振開始，直至最終被譽爲“九千歲”的大太監魏忠賢的倒臺，明朝宦官制度由盛轉衰的過程，竟成爲了整個王朝走向覆滅的見證。
之所以這麼說，則是因爲自打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被年輕氣盛的崇禎皇帝連根拔除後，早已被壓得不見天日的東林黨人，紛紛反撲，大有“重整河山”之勢。但實際上，早在魏忠賢出現之前，東林黨內部，也就是整個朝廷的官僚體制中，貪墨腐敗現象極爲嚴重，而魏忠賢儘管壞事做盡，卻有一個令史學家也無法忽略的重要功績，即通過，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
舉個例子來說，根據史料記載，天啓皇帝在位時，閹黨雖然猖獗，但朝廷的稅收卻年年有所保障，僅僅江南地區的茶葉稅，年入庫銀便高達二十餘萬兩。但自魏忠賢倒臺，崇禎帝爲了抵禦外敵上收稅銀，尋便全國都收不來十萬兩。這是因爲魏忠賢得勢期間，曾大肆對江南地區加收工商稅，即向江南地區的商賈大家收稅。
要知道，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也同魏忠賢加收的工商稅有着一定關係。因爲閹黨勢力只注重於“利”，並不在乎那羣酸腐書生的“朝廷焉能與百姓爭力”的鬼話，只要有利可圖，大不了就搜刮商賈，既滿足了朝廷的需要，又充實了他們自己的口袋，同時也可以令江南地區的商業活動持續發展。
可東林黨人的內部組成，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南地區，爲了不使自己的根基受損，東林黨便強行改變朝廷的稅收策略，將原本由富商巨賈承擔的工商稅，大部平攤到農民頭上，並美名其曰“農爲國本，商爲市末，本既不固，末枝焉存”。
可問題是，放眼當時整個世界的經濟結構，農業縮水已呈大勢所趨，加之年年戰亂饑荒，即便富饒的江南地區，農民僅僅憑藉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也難有利可圖，正常的稅賦尚且捉襟見肘，又何況平攤商賈的稅銀?
更有甚者，莫管史書對天啓皇帝在位時，如何痛斥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但有一說一，天啓年間民間造反的現象，屈指可數，且都未動搖朝廷根基。可自東林黨再度崛起，一番大刀闊斧，清風朗朗之後，換來了什麼?江南地區紛紛造反，朝廷經濟領域盡趨崩潰，東林黨人的腰包卻渾圓鋥亮。
再者，明朝後期關寧防線的建立，同樣也和魏忠賢有着密切關係。儘管魏忠賢染指兵部的動機或許不純，但不得不說，正是在魏忠賢的推舉之下，如孫承宗、袁崇煥、祖大壽等將才紛紛得到了重用，被視爲大明朝銅牆鐵壁的關寧鐵騎，對塞外部族起到了威懾作用。
但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魏忠賢被扳倒後，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不可避免的赴了于謙的後塵，割在袁崇煥身上的三千餘刀，既是在逐步分割大明朝的命數，同樣也是閹黨最後一次對東林黨人的諷刺。
更爲令人感到費解的是，或許是由於被閹黨壓制得太久，重新得勢的東林黨，已全無萬曆年間“實體達用”的信仰。如果將萬曆年間東林黨的活動，視爲替皇帝駕車，匡扶正道的話，那麼在崇禎一朝，東林黨的“車禍”不計其數。除了上文對朝廷經濟的錯誤決斷外，以楊昌嗣爲首的一批人，曾極力勸誡朝廷“攘外安內”，即先同邊境虎視眈眈的後金政權斡旋，然後將國內各地叛亂平息，再一舉禦敵。
其實從當時的政治格局來看，就算楊昌嗣的辦法不怎麼高明，也好過一衆東林黨人以“天朝不臣蠻首”爲由，拒絕向後金談判，這就導致在大明王朝氣數將盡的最後一刻，朝廷對內無平亂之能，對外無禦敵之策，兩面夾擊之下，衝入紫禁城的，竟還是以李自成爲首的“內亂分子”，不可不謂之諷刺。
順帶提一句，崇禎帝煤山自縊時，可是曾留有“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值得注意的是，崇禎帝這句話說的雖然有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之嫌，但僅從崇禎一朝東林黨人做的一系列事情中，或許也能印證此話所言非虛。
更何況，一向以忠君愛國，寧死不屈的東林黨人，已盡作鳥獸散。而在崇禎帝自縊煤山的最後一刻，身邊卻只有一個名爲王承恩的太監陪伴左右。
因此，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集團，儘管在當時確是無惡不作，禍亂朝綱，但遠遠沒到如唐朝時加速國家覆滅的地步，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皇權的絕對威嚴，任由朝中閹黨四竄，卻始終沒有對皇權造成過實質性的影響。同樣，出自東林黨人所撰寫的史書，也不能以此來作爲評判那一時代的唯一標準，畢竟是“青史善惡明，紅塵是非多”，在對待閹黨和東林黨的鬥爭時，還是要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不可偏聽偏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