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重農抑商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很多人認爲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商業對中央集權統治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會產生威脅;二是商業威脅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府行使其廣泛的公共職能。但是這種結論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沒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沒有注意到“義利之辨”、“重義輕利”觀念爲代表的倫理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觀
中國古代將人劃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農工商”幾個階層，在漫長的歷史中，商人始終處在最底層。
(古代商人)
孔子說過“君子喻以義，小人喻於利”，一個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裏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裏的“小人”。
中國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這個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個人社會價值的高低並非完全取決於財富，而是這個人的“德”，所以在中國人的財富觀中，德遠比財重要。那些沒有多少財富，但致力於傳播聖人之道的士人，比一個大財主更受到人們的愛戴。一個重利輕義的人，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遠比以逐利爲目的，甚至有時見利忘義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社會商人及商業對社會的推動作用和穩定作用與現代社會不能相提並論。孔子說“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只有農業才能滿足國家與人民生存的需要，農業是改善民生、穩定社會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根本。
二、古代的經濟模式
從商周時期起，中國實行的便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井田制”。雖然這種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走向崩潰，但是不管是收實物地租也好，還是收貨幣地租也好，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一家一戶爲基本經濟單位的小農經濟仍是整個社會經濟的主體。
但是小農經濟的穩定性是很不夠的。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經營規模小的特徵決定了它抗風險能力差，這種風險不單指自然災害，也包括其他行業的單擊，所以小農經濟需要政府的保護。但是商品經濟與農業生產之間存在一定的衝突，如果放任商業的發展，勢必會有更多的農夫去參與商業，使得農業的勞動力數量下降，這樣對統治者的國家穩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說：“農少商多貴人貧”;荀子云：“工商衆則國貧”，都將商業視爲農業的威脅。要想保護小農經濟，必須要抑制商業。
《史記-平淮書》上說，劉幫得天下之後，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怎麼個“以困辱之”呢?
一是對商人進行打擊。
任何一種商業，只要有利可圖，就收歸官營。這就是形成於漢代的“禁榷”政策。這些商業對象包括鹽、鐵、酒、茶、銅、鉛、錫、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國家爭利，歷代王朝政府都會用鐵拳打擊。漢代規定“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唐代“販私鹽一石至死”;宋代“鬻滷鹽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鹽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這都是利用國家機器對商人進行打擊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業，與國爭利。
二是徵重稅。
商鞅變法時就規定“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從漢代起，光是人頭稅，商人就要雙倍交納。之後的每個封建王朝，對商人徵的稅都特別重，目的就是逼這些人改行務農，是一種“寓禁於征”的手段。
三是幣制經常更改，或者改變錢幣的發行量，使錢幣貶值，將商人的財產稀釋掉。
以上三種方法經常是一齊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的，目的只有一個，將商人的財富收到國家來。
在政府的打壓和思想的禁錮下，中國古代的經濟結構是以農業爲主的，社會上大多數人是以農業生產爲生的，農業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人們的生活水平又直接決定了社會的穩定程度。以農業爲主導的相對穩定的自然經濟結構決定了政府必須重視農業。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業和商業大多數時期是一種對立關係，所以重農抑商就形成了傳統和必然的選擇。抑商被視爲保護農民，爲民謀利的一種思想和政治傳統，並且是隨着封建政治的發展而越來越嚴厲。這麼做的直接好處就是將越來越多的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減少人口流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封建統治。
三、抑商的社會根源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極其專制的君主制社會，人民只能聽從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絕不允許民衆脫離專制國家的控制。爲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秩序，朝廷採取了嚴厲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徵商稅使無利自止”、“重關市之賦” ，使商“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商人是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登上歷史舞臺的，但是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土地的地主階層佔有制，以農業爲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地主階層獲取其集團利益的基礎，所以維護自然經濟、保障獲取利益的基礎便成爲地主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聽憑商人將資本投入到土地兼併之中，必然會破壞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會與地主階級爭奪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階層爲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不二選擇。
“重農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來的。法家實行的是農戰政治，“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農戰軌道上，“使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趨本務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於務農，使國家的糧食能夠保障戰爭的需要。
儒家雖然與法家有過“德刑之辯”，但在抑商重農上，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結論上雙方是一致的。儒家認爲商賈控制市場必然會盤剝農民，也必然會與君主爭利，其帶來的政治後果是嚴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對法家的簡單粗暴，認爲要從排斥商賈佔有市場、剝奪商賈之利入手，而不是簡單粗暴的直接貶黜商人政治、社會地位。
具體到操作中，該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貨幣槓桿，由國家壟斷貨幣的鑄造和發行，以貨幣干預市場，逐步實現政府對市場的控制，並將商人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四、統治者眼中的商人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爲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年的主流，因此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就被後世的統治者奉爲金科玉律。雖然手段上每個朝代有着各自的特點，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們以唐代爲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個重視農業的皇帝，他在《貞觀政要》中說道：食及民天，農業的豐欠會直接影響民生，進而影響政治的盛衰安危;農業爲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農業的興衰關係到財政的盈虧和國家的強弱;務農與賞罰一樣是“制俗之機” ，民衆一心務農則性格純樸，遵守禮義，否則就會貪婪逐利。重農既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也是一項重要的化民之術。
商人或商業是危害封建等級秩序、君臣上下貴賤尊卑的經常因素，封建等級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蓄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現就破壞了這種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嚴重地威脅着封建宗法專制秩序。
中國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這是孔子提出來的。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秩序是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一種“均貧”狀態，民衆永遠互相分散孤立，爲溫飽忙碌，也沒有財力去與官府抗衡，因此這種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壞者，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對象。
商業也影響社會風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倫理道德意識薄弱，也並不注重自身修養。商人有錢後，其家“男不耕女不織，衣必文采，食必樑肉，無農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視，其後代理我容易驕奢放縱，有的還成爲一方一霸，對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破壞相當嚴重。
可是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商人對社會風俗的影響，必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功利風氣，造成統治者眼裏的“棄本業，逐末利”的社會風氣，所以儒家纔會大聲疾呼“上下交徵利，其國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社會對商人的抑制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代規定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不得仕宦爲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稅，甚至在魏晉時，商人穿鞋子也必須一隻白色一隻黑色，以此與其他人區別開來。這是一種人格上的賤化，是將商人與罪犯、賤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規定，表明商人的地位遠低於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商雖可致富，但不能當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確實對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國儒家理想中的社會，是小農社會。這種社會是以農業爲國本，只要國有餘糧，有可戰之民，就不怕任何災難。而小農社會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綱常的推廣，更有利於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順兄友弟恭”的靜止的、封閉的社會，纔不會產生驕奢淫逸的社會風氣。這也是封建三綱五常的倫理對商業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農抑商是對是錯
雖然統治者實行“抑商”政策是爲了滿足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但我們在分析這個政策時，也應該站在客觀的角度，對其歷史性和必然性進行分析，才能得出這一政策的歷史作用。
中國古代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長，這於重農是分不開的。因爲只有重農才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求，而農民與土地相結合的模式，是封建社會最爲平衡的社會發展模式。
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政府如果放任商人羣體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商人手裏。唐代“開元盛世”時，正是商業繁榮，政府對商人的容忍度比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的結果是物價飛漲，國家財政受到影響，人民羣衆生活水平下降，國家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這也是安史之亂的一個誘因。從那之後，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
重農抑商政策最直觀的好處就是使得小農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併，阻止了商業資本向土地的滲透，穩定了人民羣衆的生活。中國的幾個盛世，多是在重農抑商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並不是古人不知道錢的好處，而是不能讓錢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從而對統治和社會穩定產生危害。從這個角度上說，重農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進步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