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秦國商鞅，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代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樑莊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爲商君，故稱之爲商鞅。
今人在研究先秦史時，總是習慣性地將《商君書墾令》當作商鞅一派“重農抑商”的佐證。實際上，這種理解是比較片面的，畢竟《商君書墾令》收錄的內容比較廣泛，對商業的抑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今天我們就來剖析一下《商君書墾令》中的論述：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
在探討這個話題之前，筆者有必要先爲大家介紹一下東周戰國的時代背景，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爲，脫離了時代背景的任何真理都是蒼白的。
戰國是奴隸制社會晚期，整個社會的運轉仍依託於農業。雖然，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商人、手工業者，但他們不論是規模還是創造的經濟價值都遠比不上農民。
那麼，戰國時期的商人主要靠經營哪些商品牟利呢?
種類比較少，僅有糧食、鹽鐵、生活用品及珍珠、玉石。由此可見，當時的商品經濟是非常低迷的。在商人經營的所有商品中，糧食無疑是最重要的。以當時的農業生產力，除了蜀、越、楚三地有實力種出產量較高的水稻，其它地區的農業仍以小麥、小米和黃米爲主。
若是用“畝產”來換算當時的生產力，那當時每畝地的產量還不到十公斤。很多不瞭解古代度量衡的朋友會誤解“鬥”這個計量單位，認爲粟米“畝產一斗”的產量很高。殊不知，一斗摺合成現在的度量衡也僅有12.5市斤。
低產量意味着什麼呢?
時人不得不在農業上投入大量生產力，讓老百姓吃飽飯是東周列國最先考慮的現實問題。即便是擴土開疆、保衛家園，也離不開糧食的供應。想要在東周時代的中原大地站住腳，不但要有充足的人力，還要有充足的糧食儲備。
如果，大家能理解這一時代背景，便會發現《商君書墾令》的論述其實是非常有道理的。《商君書墾令》非但不像某些國學家評論的那麼苛刻，反倒十分符合當時的時代發展。《商君書墾令》裏列舉了對農業發展有危害的種種情況，並根據情況制定相應對策。
這樣做的本質是什麼呢?
還不是富國強民，讓大秦長治久安嘛。
《商君書墾令》裏列舉了一些官僚制度對農耕的影響。吏治越高效，留給老百姓耕種的時間就越充裕。沒有官僚階級(士大夫階級)對農民的二次盤剝，農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證。商鞅的這套理論，是從根本上掐斷士大夫階層對百姓耕種的不良影響。
如果說，《商君書墾令》對吏治清明提出的要求提高了農民對耕種的積極性，那麼，由《墾令》引申出的一系列法令就是對農民利益在法治層面上的保護了。《商君書墾令》規定，徵稅標準要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來制定，不能一概而論。
而且，制定的徵稅標準一定要明確無誤，這樣就能從一定程度上減少官吏從中剋扣的可能性。同時，國家制定了準確的徵稅標準，官吏就無法惡意加徵。這樣做的好處是非常多的，起碼農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更強，國家的公信力更高。
除此之外，商鞅還憑藉《商君書墾令》優化了功勳制度，減少爵位對農耕的影響。我們知道，秦國自商鞅之後開始實行軍功制，老百姓只要上陣殺敵就能憑藉榮譽獲得對應的爵位和獎勵。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有不少學問高、名聲響亮的所謂人才，他們無需上陣殺敵，僅需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賣弄學問或投國君所好就能獲得極高的地位和身家。對於老百姓來說，這無疑是相當不公平的。
所以，商鞅一派指出，若想通過非軍功的渠道獲得爵位，那就必須納足夠數量的糧食，爲國家做出實際貢獻。這樣，國家既能獲益，又不會減少民衆對耕種的積極性。對此，還有一篇較爲深入的《農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先秦時期軍功並不是獲勳的唯一途徑)。
在此基礎上，商鞅又規定了商人不得以私人名義買賣糧食，禁止商人囤積糧食牟利，保護農民的耕種成果。許多歷史愛好者將這些針對商人的限制作爲商鞅重農抑商的證據，其實，這是並不嚴謹的。商鞅所提出的這一系列舉措，都是爲了保護農耕，而不是針對某個階層。
所以，若偏要說商鞅重農抑商，那麼，前文中的一系列舉措豈不可以視作重農抑士大夫、重農抑人才?
參考資料：
【《商君書墾令》、《中國古代的商業政策，重農抑商政策的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