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就是主張重視農業、以農爲本，而限制工商業的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人們來說擁有土地可以榨取鉅額財富，且地租收入較穩定，是發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時對封建國家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除了其經濟原因或物質方面的原因外,還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
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有時也包括手工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因此出現士農工商的階級排序。農業所以，其實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雖然古代沒有資本論，但是其實道理大家早就明白了。
因此從法家的始祖李悝著法經6篇，經漢武帝的重農措施，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體現。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
李悝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在魏國治國有兩項重農的措施：第一項便是"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視農業生產，設法增加農業產量。爲了提高農業產量，李悝主張播種時要多種經營，有的作物受災害，其他作物還可以收穫;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鋤幾次;收穫時要像防備盜寇那樣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損失;
第二項是，創“平糴”法。平糴"採取的辦法是把年景分爲：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飢、中飢、大飢7種;計算出7種年景下，一戶耕田百畝的個體農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種年景下向每戶農民收購糧食的數量，而後在大飢、中飢、小饑年景時把這些糧食平價糶出。這樣便收到“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的成效。李悝由於把以上兩項政策“行之魏國”所以魏國“國以富強”。
李悝不僅重農，而且還是輕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來，農業幾乎是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說：“農傷則國貧”。接着他又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爲工商業的發展會損害農業，會使民人飢寒，國家貧困。所以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插秧所以，李悝是重農、輕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說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
到了漢文帝時雖然曾經公開表示農業纔是國家的根本，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觀念，國家並沒有打壓商業的發展。相反，當時的政府爲了儘快恢復生產，對商業活動很寬容，一些重要的資源都向商人開放，於是迅速冒出一批大商人。直到漢武帝即位以後，開始打擊大商人。他出臺了這麼幾個政策，首先是“鹽鐵官營”，就是由國家把鹽和鐵這兩項物資管控起來。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又命令一位名叫桑弘羊的大臣主持制定鹽鐵官營的方案。桑弘羊把方案拿出來以後，漢武帝非常讚賞，馬上頒佈施行。鹽業這個方案是這樣的：在全國各地設置鹽官和鐵官，鹽官負責招募民衆煮鹽，成品由政府統一收購和銷售。鐵官負責的就更多了，從開礦、冶煉、鑄造到銷售，全都歸鐵官統一指揮。這樣，鹽和鐵就都被國家管控起來了。漢武帝提出的第二項政策，是對大商人收取，個人所有的財產的6%。並在全國設置關卡，商人的貨運馬車要通過，也要繳納6%的關稅。爲了確保這項政策能夠執行，漢武帝鼓勵相互告發。有人告發商人偷稅漏稅，查明屬實，政府會沒收商人的財產，並把其中一半財產獎勵給告發的人。
漢武帝的這兩項政策，把重農抑商從觀念變成了制度，商人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從此在我國漫漫兩千年封建歷史長河中，“重農抑商”政策總是與歷史相隨相伴。也成爲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爲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
但“重農抑商”政策導致地主官僚不斷兼併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破產流亡，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農民起義不斷爆發。
地主官僚集團也因瘋狂兼併土地而更加腐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而統治階級依然堅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經商這些做法，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了國家落後。於是外國資本注入中國市場,，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對中國侵略，同時民族資本、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興起，先進人士開始實業救國，重農抑商政策得以瓦解。
所以重農抑商政策深深制約和影響了中國歷史。重農抑商是中國農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背後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對於維護封建社會的統治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過度追逐物質利益的價值取向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我們需要借鑑、汲取重農抑商思想中合理的成份,倡導義利統一的價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