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春秋戰國。
說到春秋戰國，咱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當然是“百家爭鳴”，作爲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思想大爆炸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成果，幾乎奠定了其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政治、軍事理論、思想和文化基礎。
但也許讓人意外的是，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黃金時代之一。一些諸侯國將商業活動確立爲頂層戰略，並由此改變了國家實力;而那些商人中的佼佼者，不僅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甚至因此封君拜侯，並對時代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裏說的可不僅僅是呂不韋)。
周王朝並不重農抑商，齊國通過工商業改變了國家命運
在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首先與勞動工具息息相關。至周王朝建立時，以青銅器爲主要器具的中原大地，生產力整體上還是比較落後的。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溝通不暢，人們的活動範圍被侷限在以部落、族羣爲單位的小範圍內，各司其職，所以後來的老子這樣腦補這個時期：“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但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人作爲高智慧生物的本性。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們生活水平如何，是關係到統治是否穩定的關鍵因素。因此，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大肆分封諸侯，除了要加強統治外，也是出於加快國土的開發、實現各地區“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具體到生產環節，當初的各個工種，貌似也並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尚書·周書》中這樣形容當時各大羣體的重要性：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虞即虞人，指的是開發山澤的人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商人在當時並不被壓制，甚至被視爲關係到吃、用、錢這“三寶”流通的關鍵角色。而在其後，一個諸侯國更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而徹底改變了國家地位，這就是齊國。
當初姜太公被分封到營丘時，這個遠離中原核心區的遙遠東方還是一片貧苦之地：“地潟鹵，人民寡”，即多是不適合耕種的鹽鹼地，人煙稀少且貧窮。但作爲當時頂級的智者，姜太公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絲麻紡織業、漁鹽業，並將這些特色產品運到各國開展外貿。這樣一來，大量的財富、人員紛紛流向齊國，最終出現了“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的景象，即：齊國製造的冠帶衣履能夠供應全天下使用，以至於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悉數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用我們今天的概念來講，齊國是當時天下的頭號製造強國，由此掌握了各國的生命線。後來齊國中道衰落，管仲掌權時，再度拾起姜太公的“產業強國”政策，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國成爲了春秋首霸：“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後數百年，依靠着工商優勢，齊國世代穩居一線強國之列。
勾踐、范蠡、子貢：以商業強國、富家、助學的楷模
而到了春秋年間，隨着鐵器的大規模運用，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出於軍事目的，交通條件也不斷完善，則爲促進爲商品流通提供了客觀的便利條件。這一期間，再次出現了弱國通過重視商業而改頭換面的案例。
公元前494年，吳越爭霸期間，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擊敗，不得不俯首稱臣。其後三年裏，他被扣押在吳國、爲夫差“駕車養馬”，贏得了對方的信任，最終才得以回國。爲了報仇雪恨，他“臥薪嚐膽”，起用文種、范蠡、計然輔佐自己。
《史記·貨殖列傳》中稱，計然爲勾踐提出了強國七策，其中大部分是經濟手段，比如由政府平抑物價：“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研究市場貨物的多寡，及時低價買入、高價賣出，並保持貨幣的快速流通：“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勾踐按照計然的策略治國十年，越國逐漸富庶起來;其後他以財富爲誘餌激勵將士奮勇作戰：“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如願滅掉吳國，並稱爲春秋五霸之一。
而目睹了這一過程的范蠡，則產生了另一番想法：“計然提出的七條策略，越國僅僅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鹹魚翻身;那我用它來治家，豈不富得流油?”於是他改名朱公，來到了“天下之中，諸侯四通”、當時的貿易中心—陶邑，開始了自己的從商之旅。他依照計然的經營理念，囤積居奇、隨機應變，19年中，有三次賺到千金之財;而在他死後，他的子孫後代延續了這一經營思路，最終使家產達到“鉅萬”(形容極多，數不勝數)。
後來，“陶朱公”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詞。
而孔子之所以能名揚天下，則主要源於他有一位善於經商的弟子——子貢。
在孔子那裏學成之後，子貢前往衛國做官，其後又以“賤賣高賣”的手段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併成爲孔子門下70多位弟子中的首富。後來，他乘坐四馬並轡牽引的豪華馬車，攜帶重金四處訪問、饋贈諸侯，以此推廣他師傅的賢名;所到之處，那些君主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因此，司馬遷認爲，孔子之所以名揚天下的原因，大富豪子貢不計成本的包裝功不可沒：“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戰國至秦朝時期，商人成了時代的寵兒
在魏文侯時期，當李悝正苦心孤詣的研究如何以變法鼓勵生產、開發土地時，身在洛陽、處於周天子地盤上的白圭卻通過倒賣貨物，輕輕鬆鬆的富可敵國。他的致富祕訣在於觀察市場行情以及農作物的豐歉，嚴格貫徹低買高賣的原則;當糧食大豐收時，他就低價購入、高價出售出售絲、漆;而當蠶繭結成的季節，他則順勢買進，並高價出售糧食;此外，他還會根據天象的演變預測作物的旱澇，總能及時預測到市場的走向。通過這些組合手段，白圭終其一生，經商幾乎沒未失手，他甚至因此得意洋洋的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而猗頓原本是魯國貧寒書生，在窮困潦倒之際，他聽說了陶朱公的致富傳奇後，急切的“往而問術”;而後者也毫無保留的爲他指點迷津。在學成之後，猗頓來到西河(當時屬魏國)，先後從事畜牧業、鹽業，短短十年中，成爲了與師父陶朱公齊名的鉅富。
而趙國邯鄲郭縱、郭開家族，則藉着與趙氏的交情，成功壟斷了趙國的冶鐵業，成爲了“與王者埒富”、持續兩百多年的富豪家族。
而在以商鞅變法立國的秦國/秦朝，商人的地位也依舊堅挺。
當初公孫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公佈的第一項法令就是《墾草令》，顧名思義，即鼓勵人們開墾荒地。爲了避免人們投機取巧、從事商業，公孫鞅曾明文禁止商人買賣糧食：
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糴...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即禁止買賣糧食，掐斷商人低買高賣、賺取利潤之路，逼迫所有人務農。秦國正是圍繞着“農戰”，逐漸實現了國富軍強。
但隨着擴張事業的不斷深化，無論皇室消費需要，還是是行軍打仗、對新佔領地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財富;甚至秦莊王嬴異人之所以能登上王位，靠的正是商人呂不韋的贊助。另一方面，土地開墾到一定地步後，客觀上也允許部分人從事商業，秦國對商人的限制政策並沒有嚴格貫徹。
而在我們的想象中被視爲執政“殘暴”、將“愚民”政策執行到極致的秦始皇嬴政，實際上對商人卻極爲大度甚至客氣。
一位是“畜牧大王”烏氏倮，生活在戰國末年至秦朝時期。他的經商流程是這樣：第一步，養牛養馬，然後賣掉;第二步，用所得的及金錢購買各種奇珍異寶，偷偷獻給戎王，戎王則以十倍的價值予以回饋，所送的牲畜多到以山谷爲單位來計算;第三步，用部分牲畜“報效”朝廷。
而秦始皇嬴政也投桃報李：“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即享受封君的待遇，與其他文武一樣按時入朝退朝，可以視爲資本家憑藉財富而進入權利中央。
第二位—巴郡的寡婦清，由於祖上壟斷了一處硃砂礦，家產因此多到不計其數。清不僅能守住先人的家業，而且還能依靠着財富保護自己，終身守寡而未被人侵犯。因此，秦始皇把她視爲貞婦、以禮相待，甚至還親自下令爲她修築了“女懷清檯”(跟後世的牌坊一個意思)。
由此可見，與我們想象中不同的是，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朝時期，中原王朝並不抑商，甚至將商業、商人視爲社會經濟、政治構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無論任何統治者在位，首要的任務有二：對內，使國家富裕，百姓的生活、勞作得到基本保障，以穩定統治;對外，在春秋戰國時期要戰勝外敵，攻城略地，統一天下後，要北征匈奴、南平百越，這都需要大量的財富作爲支撐。無論任何時代，商業並不是洪水猛獸，關鍵在於怎麼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