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普遍認知裏，尤其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有錢即是地位的象徵，衆多歷史影視劇中，富甲一方的商人，其地位甚至能比肩當地最高行政官。
可翻閱史料即可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古代經商之人，縱然有無數的財富，但社會地位卻出奇的低，兩千年的歷史中，“士農工商”的排名一直不變，商人毫無爭議的排在末位。
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這與歷朝歷代長期奉行的被稱作是“國之根基”的“重農抑商”政策有關。
簡單來說，長期奉行這一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爲中國獨特的“封閉式”內陸環境以及較爲單一的自然經濟基礎，這使得農業成爲“立國之本”，重農而輕工商自然無可厚非;二是因爲儒家思想的影響，古人認爲商人“重利而輕義”，且在經商過程中瓜分國家物質資源以及人力資源，於國於民均不利。
所以，歷朝歷代都基於這一基本國策，頒佈一系列的政策條令，鼓勵小農經濟，使得商人處處受壓制，稅賦極高，時不時還會頒佈禁售令，不僅在經營環境上，甚至將商人的社會地位壓到最底層，比如漢代初年，天下亂後方定，爲了儘快恢復經濟，寬紓民力，平抑物價，漢高祖劉邦下令，商人不得傳絲綢衣服，不能坐車，以高租稅來限制商人的經營活動。在《資治通鑑》卷十六有所記載：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呂后當政時更是強調“市井之子孫不得爲官仕吏”。可見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過得很憋屈，不僅“有錢沒地方花”，而且子孫後代都無緣於官場，全社會都看不起商人，商人再有錢，也很難買回顏面。
推動文明進步，商人最初的輝煌
商人在中國古代也曾輝煌過，早期的中國社會並不重農抑商，相反我們的祖先很擅長經商，更有學者指出，商代的建立或與商人有關。
查閱文獻可知，最早有關商人活動的記載出現在《易經》中：
神農氏作，列隆於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尚書》中也有記載，舜早年曾在頓丘做過商人。
直到夏朝時，商人成了一個又有的代名詞，河南北部有一個商族部落，擅長經商，一時之間遍佈中原，行貿易之事，藉助發達的貿易，商族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銅，創造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甲骨文，以強大的國力推翻了夏朝的統治。
從這一點來說，商人也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之一，如果把夏商時代的商人消滅，我們可能會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樣，在很長時間裏一直過着半遊牧、半農業的生活，只有文化而發展不出文明。
在當時，商人的地位不由多說，直至周朝，商族人雖然被推翻，周人也沒並有認爲商人需要抑制，商人比農民地位低的想法。《周書》指出：農民不生產，就會缺乏糧食;工匠不生產，就會缺少器具;商人不經營，糧食、器具、資本這三寶就會斷絕;管理山澤的人不生產，社會財物就會缺乏。
可見當時，對工農商都同等重視，西周實行工商食官制度，周王室和諸侯設有官府管理的手工業作坊，齊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擔任國相，范蠡、子貢、呂不韋等都是著名的商人。
前文說，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造成了商人地位的轉變，但在起初，孔子、孟子等“儒家之宗”對商人和商業活動並不貶斥，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孔子對他頗有讚揚，孟子則認爲君王要施行仁政就必須保證商業的繁榮，《孟子·公孫丑上》中記載：
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可見，當時的儒家思想提倡是家對商業市場進行合理的管控，促進商業繁榮有助於提升國力。
軍國主義下，商人地位鉅變
商人的地位在戰國中期之後，開始發生轉變。
韓非等法家率先主張抑制商業，認爲商人本身不創造財富，是“邦之蠹也”，他首次提出農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輕末”。
而重農抑商是商鞅在秦國變法正式確立，把法家“重本輕末”的主張通過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商鞅在變法時規定：
致力於農業生產，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因從事工商業及懶惰而貧窮的，把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爲官奴。
當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變法是大勢所趨，不失爲一個明智而正確的做法，現代的教科書、影視文藝作品對這次變法也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
當時諸國正面臨巨大的社會轉型，各國的土地供應陷入停滯，新增人口無法獲得相應的土地，以至於大量國民無法養活自己，諸侯國動盪不安，中原大地，竟是民不聊生四處流亡之慘象。
生死麪前，激發出強烈的求生欲，各國爲了解決土地供應不及的危機，頻繁發動戰爭，從春秋時代的拓展國土爲主的兼併戰爭，演變成爲了殺人奪地的滅國戰。
而商鞅在此時提出“獎耕戰、廢井田、開阡陌”，確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買賣合法性，分配土地使得農民有地可耕，並通過律法強制性的分配勞動任務，可以說“暴政”是保證這一政策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當然，這一政策解救了秦國，同樣地，其產生的毒副作用和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於此不做贅述，總之，在商鞅變法中，幾乎造成了“全民崇農”的普遍意識，而同時，城市商業經濟也得到了抑制，商人地位一沉到底。
商人不被善待，長期陷入“窘境”
秦之後，商業不受重視成了中國曆代經濟政策的主要基調。其間雖然也有過調整和改變，商業也曾斷續地得到過一些發展甚至繁榮，比如唐詩中有“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的句子，但那些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相對於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是短暫而零散的。
不受重視都算好的，讓商人更窘迫的是，在很多時候，朝代並沒有善待他們，他們受到的不僅僅是情詩和怠慢，甚至打壓和侮辱，在古代做一個商人，必然得有十足的心理準備，並長期在夾縫中求得生存。
首先，是人格上;商人被稱爲“賈人”，秦朝對其進行編戶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徵發戍邊，他們是首先被遣戍的對象，地位形同罪犯，在當時，出生於商賈家庭，彷彿一出生便被釘在了恥辱柱上，並且商人家的女人不得穿戴“金銀錦繡”，犯者棄市。在漢代，特設立“七科謫”，規定有七類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權利，國家可以隨時把他們發配充軍，這七類人中除罪吏、亡命、贅婿之外，還包括商人及其子孫。這種不平等對待，到明朝依然存在，當時法律規定“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袖紗”。
其次，商人不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前文提到，漢初法律規定商人不許仕宦;唐初更是把商人歸入“賤類”，規定商人不僅不能做官，而且不能與士人比肩而立;宋代規定“工商雜類”等九種人不得進入官學、不得與士人平等交往，等於斷了商人從政的途徑;在清代，出現了所謂的“紅頂商人”，商人能做官，但他們只能算虛有名銜，不僅微不足道，而且地位十分脆弱。
其三，商業經營受到限制。秦代商鞅變法禁止商人從事糧食貿易，漢朝甚至限制商人的活動區域，並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爲了防止有奸商偷稅漏稅，商人按五人一組進行劃分，每組中的成員互相擔保，互相監督，若有知情不報的情況發生，則五人均要受到重罰。宋元時期不僅對商業稅按高比率徵收，而且名目越來越多;明清更是頒佈“禁海令”來對商人進行限制。
其四，朝廷官營壟斷，進一步打壓商人。推行官營、專賣制度只是歷朝歷代經濟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古代對鹽、鐵等戰略物質進行國家專賣，這無可厚非，到唐以後，專賣項目越來越多，增加了茶、酒等，宋朝一度對醋、香藥、礬等也實行專賣，元代增加了金、銅等，商人的生存空間則變得越來越狹窄。
在衆多因素的限制和打壓下，在古代做一個商人有多難，其困窘的處境可想而知。
重農抑商利弊俱顯，爲何長久不得改觀?
如前所說，重農抑商的政策自秦朝始，雖說穩定了農業的發展，保證了大一統王朝的延續，但從秦朝短短十五年的壽命來看，這一政策的弊端也尤爲突出。
秦始皇變本加厲的推行重農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隸一起充軍到邊塞屯邊，大力施行“愚民”的方針。
而此舉必然躲不過馬爾薩斯陷阱，始皇也努力過，沒有戰爭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數型增長，土地快速飽和、工商業停滯不前，年輕人的就業需求無法解決。
無事則亂，年輕人沒法養活自己，盜匪猖獗、流民四起，雪崩效應一觸即發，表面上很強大的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後瞬間瓦解。
土地承載能力有限，又不放寬工商業的發展，無法減輕土地壓力，也無處安放流民，這是核心所在。
其次，“重農抑商”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單一，在重大的社會危機面前，沒有辦法迅速轉型。
另外，“重農輕商”的推行，也造成了中國古代商業文化、創新意識和科學精神的普遍缺失。
秦之後，各朝代對這一政策有了清醒的認識，工商業政策比秦朝要寬鬆，取消了很多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限制，漢時，更是在文景中興和昭宣中興時代出現了極大的繁榮，可在整個經濟政策上，依然延續“重農輕商”的做法。
哪怕是在中國歷史上最開放、自由的唐宋時代，如前文所說，對商人依然存在着各種不平等的打壓政策。
中國古代，那麼多王朝更迭，無不是總結前朝之教訓，然後調整國策，以免重蹈覆轍，可爲何，無論被認爲相對成功的王朝還是速亡的政權，在經濟的總體政策取向上都堅持了“重農抑商”這項基本國策呢?
顯然這不是偶然的，深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統治者穩定政權的需要。作爲封建統治者，最懼怕的就是“變”，怕“變法”，怕“叛變”，而商業活動勢必會增加人員、財富及物資的流動，這種流動性意味着會產生更多的不穩定性因素，這在根本層面上，統治者就對商人有着極強的警惕性。而對農民，則放心的多，《呂氏春秋》中說“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應通此理。
二、古人認爲商人有“重利輕義”的思想，這與古人傳統觀念相悖。《論語》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爲富不仁”，這些思想長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深植於人們內心的輕商價值體系。
三、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所致。中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土地完全可以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對於物資交流的依賴性不高，自然經濟佔據絕對地位。
所以，中國古代“重農輕商”的傳統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以及地理原因，利弊雖然都很明顯，但歷朝歷代皆選擇這一政策，並非統治者不思變通，而是他們長久以來都陷入了一種矛盾，這種矛盾或許可以用經濟學家諾斯提出的理論來做出解釋。
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壯大其實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通過提供產權獲取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但這兩個目標往往是衝突的，即：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爲經濟衰退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