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很難準確的描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總體來說，明朝的內閣並不是一個常規化的行政機構，而是皇帝的顧問機構。這和宰相是兩回事。
宰相是中書省長官，是可以直接處理國家的日常行政事務的，很多事情用公文處理就可以，不需要經過皇帝。皇帝可以抓大放小，只管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一般的日常行政事務，可以放手交給宰相去處理。
這個制度在宋朝的時候達到了巔峯。但皇帝的集權同時也在加強，皇帝並不過多幹預日常事務，甚至許多事情皇帝的意見也可以被大臣和宰相用“祖宗之法”的理由堵回去。但這時候皇帝並沒有被架空，仍然是整個國家的政治核心。雖然宰相可以處理日常事務，但是皇帝可以通過宰相的人事變動，來調整政策。
這是一個相對平衡的結構。所以，如果稍微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宋朝是歷史上昏君最少的朝代，沒有什麼不顧大臣的反對，就是要胡來的事情。但同時，宋朝也出了很多權相，著名的比如丁謂，王安石，秦檜、蔡京、史嵩之、湯思退、史彌遠等。就是因爲宰相在日常行政事務運轉中處於中樞地位，比較容易弄權。
元朝很大程度上也是這樣，皇帝對日常行政事務很少插手，忽必烈之後的元朝皇帝大多數都不怎麼理會國家日常治理的事情，國家的日常行政事務全部交給中書省和宰相去處理。所以，元朝的宰相權力是比較大的。
正是因爲宋元兩代多次出現權相，皇帝被架空，加之先後出現李善長、汪廣洋和胡惟庸三個企圖在自己眼皮子低下弄權的宰相，讓朱元璋對宰相這個制度失去了信任，從而下令徹底廢除了宰相，由皇帝自己承擔原來由宰相承擔的工作。
朱元璋精力過人，每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這沒問題，但後世子孫就很難有這樣的精力了。所以，出現了內閣，主要是充當皇帝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顧問，後面逐漸發展到擬定處理意見，再有皇帝畫圈，然後交給各行政機構去具體實施。
所謂內閣，就是說，這是附屬於皇權的機構，而不是一個常規化的行政部門。而且，因爲是在宮內辦公，直接擬定處理意見，呈送皇帝畫圈，這是相對於外朝而言，所以才叫內閣。
因爲內閣是附屬於皇權的，所以內閣和皇帝之間的權力分配就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皇帝精明強幹，內閣的權力運作空間就很小，如果皇帝對日常行政事務不是太有興趣，內閣的權力就會相對大一些。
而且，內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穩定的同時，皇帝又在內廷設立了司禮監，協助皇帝批閱奏章，處理日常行政事務。所以，司禮監同時也是對內閣的牽制和平衡。也是因爲有這個平衡，司禮監和內閣很難一個機構獨大，也就很難弄權，主動權始終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所以，明朝除了張居正之外，雖然也有嚴嵩這樣的著名權臣，但相對而言，並沒有出現以往朝代常見的那種大奸大惡的宰相。就是因爲內閣的權力是受到制約的，在內廷有司禮監，在外還有言官監察，內閣處在中間，還受到皇帝的制約，是不容易弄權的。
但如果出現司禮監太監和內閣輔臣相互勾結的情況，皇帝就很容易被矇蔽。比如劉瑾和魏忠賢時期，輔臣都投靠了司禮監太監。而張居正則和司禮監太監馮保相互勾結。也是因此，明朝纔出現了孟森先生說的那種能夠有所作爲的內閣大學是，都必須在內廷得到司禮監太監的支持。
但即便如此，只要皇帝意識到這個問題，無論是誅殺司禮監的大太監，還是罷免內閣輔臣，都只是一句話的問題。所以說，皇帝始終掌握着主動權，在權力核心。
至於能不能發展成現代責任內閣，這完全是兩回事。
現代的內閣，是責任內閣。無論內外事務，內閣負責制訂政策，並具體執行，如果出現問題，內閣必須負全部責任。比如某項政策如果失敗，內閣就只能辭職，放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南宋初期反而有點這個意思。張浚和趙鼎就是主戰和主和兩派的代表人物，張浚當宰相主張北伐，北伐失敗，辭職外任，高宗又召趙鼎入朝爲相。
明朝的內閣附屬於皇權，權力不獨立，自然也不對具體事務承擔後果和責任，這個後果和責任只能由皇帝自己承擔，如果皇帝不願意承擔，就可以讓負責具體執行的部門主官承擔。
所以說，無論是權力還是責任，明朝的內閣都與現代內閣相去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