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明代始有內閣。設內閣的本意是避中書省之名，其得名據《明史•職官志》的記載：“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詞林典故》亦云：“永樂初，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密，謂之內閣。”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故明官員說：“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
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原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獲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由諸王管部務，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六部尚書初由滿員擔任，漢官只能任侍郎。
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陳名夏等六人分任漢尚書，徐起元爲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實行滿漢複製，此後成爲定製。但在清人“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下，“權歸滿人”，漢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爾袞雖明令原明內閣官員與滿官一體辦事，但其時重要本章的票擬之權並不在內三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力爭恢復內閣的票擬之權。多爾袞聽從了他們的建議。馮銓、洪承疇等原明降清大學士，意在將內三院的職掌恢復到明內閣的票擬大權，多爾袞表示同意，這在實際上沿襲了明朝內閣制度。
然而，票擬不到一年，多爾袞即認爲，“凡陳奏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往往誤事，於是決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員奏章不再經由內院大學士票擬。所奏與六部無涉者，如條陳政事、外國機密、奇特謀略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
於是，票擬之權又形同虛設，這表明了清初統治者不願有一個靡不所領的權重內閣，惟恐大權旁落。同時，也與當時內三院及廷臣中漢官南北之爭有着密切的關係。
順治時期
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受多爾袞寵信的馮銓被要求致仕。順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書陳名夏爲弘文院大學士。後因陳名夏案被革職。漢官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
順治帝親政後，“好漢語，慕華制”，“求賢圖治”，不顧滿族貴族的反對，重用漢官，北人南人兼用。順治十年(1653年)，陳名夏、馮銓先後復祕書院大學士、弘文院大學士任。順治帝諭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等，將親考翰林官，以其文之優劣定高下，以備用，於是南北之爭又起。馮銓於召對時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
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陳名夏曾譏笑北人說：“北方之習喜於抄舊，喜於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認爲“可笑可怪至此”!又說：北人“入署官人，強言談文，蓋足非笑”。冷嘲熱諷，認爲北人不學無術，卻又不懂裝懂，“強言談文”。
陳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轂南人甚衆，取忌於北”。南北之爭勢同水火。順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讓，說：“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可他卻以馮銓之言爲是，對陳名夏心存一定戒心，這是因爲陳名夏曾入東林黨的緣故。
內三院漢官大學士及其間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內部矛盾糾葛在一起，使總領百官的內閣難於形成定製。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華制”的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銷燬三院舊印，仿明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爲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
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爲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說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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