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資治通鑑》，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記錄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後周顯德六年(959年)這段時間跨度長達1362年中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內容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是一部對後世影響極爲深遠的編年體史書。即便到了今天，《資治通鑑》中的許多案例典故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沒讀過的人只知道它是一部很有名的歷史書，讀過的人卻能體會到這部編成於900多年前的鉅著原來對我們現代人的生活、職場、經商竟然會有那麼大的啓發。
不過，這部被後世譽爲“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的《資治通鑑》在司馬光死後不久曾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機，險些被毀於一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自從“王安石變法”開啓後，北宋朝廷便分裂爲兩派，一邊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一邊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而《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正是舊黨的領軍人物。
宋神宗在位時期，新黨風光無限，舊黨中的核心成員都被明升暗降外放到洛陽養老，司馬光就是在這期間完成了他的不朽鉅著《資治通鑑》。然而宋神宗去世後，舊黨在皇太后高滔滔(宋神宗之母)的扶持下執掌了朝政大權，這下就輪到新黨成員倒黴了。宋朝官員之間因政見不合而內鬥的情況並不罕見，但此前的鬥爭都比較溫和，比如新黨掌權時期，舊黨雖然失勢，但仍可以享受高幹待遇。可是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掌權後，鬥爭卻迅速升級，新黨成員紛紛被貶官外放，而且很多人被貶到了廣東、海南這些地方。要知道在北宋的時候，廣東、海南等地還屬於未開化地區，把官員貶到這些地方相當於給判了流放。自此，新黨和舊黨就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高滔滔去世後，宋哲宗(宋神宗之子)開始親政。他厭惡舊黨的保守政策，於是又大批起用新黨。在遭受舊黨殘酷打擊的新黨重回政治舞臺中心後，自然也要對舊党進行清算。北宋後期的黨爭就這樣愈演愈烈。
後來宋哲宗英年早逝，他的弟弟趙佶承襲皇位，史稱宋徽宗。與宋徽宗搭班擔任宰相的是北宋歷史上排名第一的奸臣——蔡京。
蔡京爲人八面玲瓏，曾在舊黨和新黨兩邊都混得不錯。但蔡京骨子裏其實徹底反對舊黨的保守政策，因此他上臺後不久就對舊黨發起新一輪的清算工作。具體做法是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人在內的309位大臣列入“元祐奸黨”(元祐是宋哲宗第一個年號，當時朝政大權掌握在舊黨手中)名單，然後將這309人的名字勒石刻在端禮門外的石碑上。這塊石碑就是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元祐黨人碑”。
按照規定，所有列入“元祐黨人碑”中的奸黨生前作品要全部嚴加審覈，稍有不合適之處就要整部予以銷燬。範祖禹的《唐鑑》、範鎮的《東齋記事》、僧文瑩的《湘山野錄》等重要作品都遭到毀滅性打擊，好在當時活字印刷術已經發展起來，所以不少作品雖然原著被毀，但印刷版本還是在民間得以保存下來。
司馬光在“元祐黨人碑”中排名第一，因此他的著作應該是重點打擊對象。可是在這場北宋版的“焚書”運動中，《資治通鑑》卻躲過了一劫。按理說，“小囉囉”們的著作都被打倒了，“黑老大”司馬光的作品更不應該留存於世，“毒害”世人。可是當時包括宋徽宗、蔡京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敢打《資治通鑑》的主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資治通鑑》這部鉅著中隱藏着一塊“免死金牌”，那就是該書的序文是由宋神宗親自書寫的，而且《資治通鑑》這個名字也是宋神宗本人御賜的。“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因此，儘管蔡京對司馬光恨得牙癢，但《資治通鑑》這部神作卻靠着神宗皇帝的御製序護體而得到了完整保存，這對後世來說實在是一件極爲慶幸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光生平爲人其實還是有比較大爭議的。很多人說他小時候砸了家門口的水缸，長大後砸了北宋這口“大缸”(指廢除變法，激化黨爭)，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無論司馬光爲人如何，《資治通鑑》的價值都是毫無爭議，它是集中華民族一千多年曆史經驗的瑰寶，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我們遇到的許多難題其實都能在《資治通鑑》所提供的各種事例中找到答案。“以史爲鑑”其實可以讓我們的人生受益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