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惡而不能去”的故事，發生在漢章帝時期。而“知惡而不能去”，則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論漢章帝在處理大舅子竇憲無法無天行爲時的一句話。司馬光的這一節評論確實很精彩，就是放在當今，對執政者也有警醒的價值。
東漢建初八年(公元83年)，深受漢章帝寵幸的竇皇后，在害死了幾個同樣受寵的貴人後，更加寵貴益盛。幾個兄弟都在朝中擔任要職，哥哥竇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弟竇篤爲黃門侍郎。這兄弟二人不僅把持着宮禁，而且還能獲得豐厚的賞賜。二人喜歡交接賓客，朝中那些喜歡巴結權貴的士大夫，紛紛交集其門。特別是竇憲，仗恃着竇皇后的聲勢，使得從王侯、公主到皇太后的陰家、馬家沒有不畏懼他的。這時的竇憲，己經驕狂到連公主也不放到眼裏的地步了。沁水公主有一片田園被竇憲看中，他便以很低賤的價格把這片田園買了下來，實際上是強佔了過來。公主迫於竇家的權勢和竇憲的威勢，只得忍氣吞聲，什麼也不說地隱忍了下來。後來，漢章帝出巡經過這片田園時，感覺有點不對勁，就指着田園問竇憲是怎麼一回事，竇憲不但隱情不報，還公然在皇帝面前弄權，暗中喝止左右都不許回答。
漢章帝發覺了這件事後，非常惱怒，即召竇憲進宮，狠狠地訓斥道：“我在深思，上次經過被你奪佔的沁水公主田園時，你爲何要做出比趙高的指鹿爲馬更爲過分的事情呢?再深想一點，就會令人感到驚怵和恐怖。以前在永平年間(漢明帝時期)，皇帝常令陰黨、陰博、鄧疊(都是國戚)三人互相糾察，所以皇親國戚都不敢犯法。而如今顯貴的公主尚且被你無理掠奪，更何況小民百姓呢!國家如果要拋棄你竇憲，就像扔掉一隻小雞，一隻爛老鼠一樣容易!”皇帝的這一番話，讓竇憲感到非常恐懼，就連竇皇后也穿着降格的衣服來向皇帝謝罪。過了很久，皇帝的怒氣消解了，就讓竇憲把田園還給了沁水公主。雖然皇帝沒有治竇憲的罪，但也沒有再給竇憲委以重任了。這個結果，符合漢章帝寬大爲懷的個性特徵和治國理念。
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記述此事時，卻提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不同看法，現錄如下：“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哉;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奸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這段評論的大意是說：做人臣的罪過，沒有比欺君罔上更大的了，因此，凡明君都痛恨這種事。孝章帝指責竇憲的行爲何異於趙高的指鹿爲馬，說得非常對。然而，最終沒有治竇憲的罪，則奸臣又怎能有所懲治呢!而君主對於臣子來說，怕的是不知道臣子的奸佞，如果知道了他的奸佞而又赦免了他，則不如不知道更好。爲什麼這樣說呢?那些臣子有的做了作奸犯法的事，因爲君上並不知道，所以那些犯法之人對君上還會有所畏懼;既然知道了而又不治罪，那些人就知道國君沒有什麼好畏懼的，於是就會放縱得無所顧忌了。所以，知道臣子有善行而不能任用他，知道臣子有惡行而不能罷黜他，這是人君應該深爲警戒的。
司馬光的這一段論述說明了一個問題：治國理政在於用人，而用人的關鍵又在於是非清楚，獎罰分明;有功者獎，有罪者罰，只有這樣，才能人人盡職，個個盡責。漢章帝一味地寬厚仁慈，對有惡行的官員不懲治，自己倒是落了個寬仁的美名。但吏治風氣卻日漸鬆弛，這就給東漢的中後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漢章帝去世後，十歲的太子劉肇即位，是爲漢和帝。竇太后臨朝攝政，竇憲以侍中的職位，在宮內則干預機密大事，出宮則宣佈太后的詔令。兄弟幾個都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驕橫放縱、胡作非爲。就連家奴、門客、緹騎都敢強奪人財，強搶婦女。弄得商人們都緊閉門戶，好像躲避寇賊仇敵一樣。竇氏兄弟所做的壞事，官員們也不敢檢舉揭發，因爲竇氏充滿了朝廷的各要害部門。竇憲的女婿郭舉，不但位高權重，還深得太后的寵信，後來居然準備謀殺漢和帝。皇帝知道了他們的圖謀後，依靠太監和警衛部隊把他們收捕，並把竇氏兄弟趕到他們的封地，隨後令他們自殺。但自此始，皇戚、宦官、朝臣的爭鬥也開始了，並一直伴隨到東漢滅亡。
當然，我們不能把東漢後來的政治變化，都歸咎爲是由於漢章帝不懲處竇憲而造成的，因爲這其中有許多是歷史演變的必然規律。但作爲執政者，用人不當，又不能懲惡揚善，不論是給政權，還是給社會，帶來的危害都是極其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