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編年體通史鉅著，共294卷，歷時19年完成。
成書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爲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爲“借鏡”之意(以史爲鏡)。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鑑》免遭毀版的災難。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蒐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蒐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爲闡揚，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錄》專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之事，溫公雖用《平剡錄》，卻不提詐降及計誘，又兼存《玉泉子見聞錄》之論。《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末尾傅奕臨終前描述：
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來源則是唐人李亢《獨異志》、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和宋朝王讜的《唐語林》。另一角度來看，大量引用野史則容易於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認爲《通鑑》誤信《孔叢子》，“則考之不精甚矣”。清人週中孚亦對通鑑引用《趙飛燕外傳》之文有微詞，“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
《資治通鑑》爲宋神宗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爲主，作爲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爲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範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爲八十一卷。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亦曾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爲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闢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範祖禹成爲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範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爲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鑑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鉅著做說明。
評註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鑑音注》，被認爲是歷代註釋《資治通鑑》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徵淮南爲止。是司馬光以爲君親政，賢明之道爲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鉅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但過於主觀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漢、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蜀漢建興九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爲〈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爲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目錄
全294卷：
《周紀》，五卷。戰國七雄及其他小國無紀。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爲《通志》卷。
《漢紀》，六十卷。西漢初、東漢初羣雄無紀。
《魏紀》，十卷。蜀漢及孫吳無紀。
《晉紀》，四十卷。五胡十六國無紀。
《宋紀》，十六卷。
《齊紀》，十卷。
《樑紀》，二十二卷。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無紀。
《隋紀》，八卷。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隋唐之際羣雄無紀。
《後梁紀》，六卷。
《後唐紀》，八卷。
《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周紀
秦紀
漢紀
魏紀
晉紀
宋紀
齊紀
樑紀
陳紀
隋紀
唐紀
後梁紀
後唐紀
後晉紀
後漢紀
後周紀
原稿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記載東晉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實，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還止，每段史事開端約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趙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跋;元柳貫中、黃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祐、任希夷跋。
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範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見，大概被割除，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版本
元祐元年(1086年)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鑑》初稿完畢﹐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見。紹興二年(1132年)有餘姚重刻本﹐今多殘缺。
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發行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分簡體和繁體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
寫作風格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漢、東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赤壁之戰”寫“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語言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謀，“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別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只有《通鑑》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爲主。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衆：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爲：
《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明白易懂。《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爲東漢的宦官爲害之烈，實肇始於鄭衆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爲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而漢祚不亡則是武帝“晩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鑑》又認爲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爲《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樑列傳：
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寧二年(169年)東羌始爲段熲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爲“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爲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爲喜虐待士卒：
另外，司馬光《答範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 ，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悉闕而不錄，但對吳起舟中議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範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雲：
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認爲：“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通鑑》即批評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司馬光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宣稱“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資治通鑑》也差點爲新舊黨爭所毀。
影響
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爲中國史學的不朽鉅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爲：“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主席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囉……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裏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衆，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爲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幹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裏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爲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爲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顏璹與蔡珪、蕭貢並稱金源一代《通鑑》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鑑》至三十餘過”，元好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
由於《資治通鑑》着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爲“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翻譯
白話翻譯本如下：
臺灣學者黃錦鋐等27位翻譯的《白話資治通鑑》(臺灣版由文化圖書公司出版，大陸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臺灣學者徐國良等人翻譯的《白話資治通鑑》(臺灣版由嘉文出版社出版)。
大陸學者張舜徽等數人譯註的《資治通鑑全譯》(大陸版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臺灣版由臺灣書房出版)。
大陸學者沈志華等人翻譯的《白話資治通鑑》(大陸版由中華書局出版，臺灣版由建宏書局出版)。
臺灣作家柏楊翻譯的《柏楊版資治通鑑》。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羣，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鑑》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鉅著。除了《通鑑》，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
大陸學者韓兆錡主編的《新譯資治通鑑》(臺灣版由三民書局出版)。
缺失
侷限
《資治通鑑》着重於政治與軍事的着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武德二年確有新的租調法頒佈，但似未涉及“庸”。在司馬光看來，米價纔是經濟重點，《通鑑》對唐代各個時期米價的記載達十八次之多。
《通鑑》重視戶口，記錄了許多唐代的戶口數，如開元十四年、開元二十年、開元二十八年、天寶元年、天寶十三載、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爲袁粲作歌。司馬光尤重陸贄議論，採其奏疏三十九篇。
《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羣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學，司馬光發表評論，四學其實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視，“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通鑑》稱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王夫之則一反司馬光的看法：“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錢鍾書認爲《通鑑》不可盡信：“餘嘗取《通鑑》與所據正史、野記相較，得百數十事，頗足示修詞點鐵、脫胎之法，至於昭信紀實是否出入，又當別論焉。”。
失誤
《資治通鑑》雖被譽爲“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因時代所限，《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舉例如下：
失實
《通鑑》載商鞅變法：“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本傳》原文爲：“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二者有不小出入，又商鞅變法實行“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通鑑》刪“以家次”三字。
《通鑑》卷一作“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若山。”，將嚴遂、韓嚴二人誤當一人。
《通鑑》卷一“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段落，據《孔叢子》“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載於周安王二十五年：周安王二十五年，離錢穆所考證子思去世年已近三十年。
《通鑑》卷三週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明末嚴衍根據《史記》考證，十七年武靈王傳位給惠文王時，惠文王不過十餘歲，平原君是其同母弟，不足十歲“豈便能養士”。
《資治通鑑》沿用《史記·蘇秦列傳》記載的蘇秦與張儀“合縱連橫”之說，但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戰國縱橫家書》證明蘇秦死於公元前284年，張儀死於公元前310年，蘇秦的活動均在張儀死後。張儀在秦國當宰相時，蘇秦還沒踏上政壇。
《通鑑》卷四樂毅將五國軍滅齊過程，大都不見於現今文獻，又載：“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封郡百餘人不見於現今文獻;“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史記·樂毅本傳》作“數歲”。
《資治通鑑》卷五“周赧王五十五年”載：長平之戰後，白起“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這是照搬《史記》的講法，但胡三省作注卻表示懷疑：“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通鑑》卷七始皇帝二十八年載：“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沿着山東半島海岸線一路抵達琅邪，並未乘船“遊海上”。
《資治通鑑》卷十七：“(石慶)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這段文字取自《史記·萬石君列傳》，卻把最後一句“然猶如此”削去，失去司馬遷“然猶如此”的原意。
《飛燕外傳》記淖方成罵趙合德“此禍水也﹐滅火必矣”的話﹐曾被司馬光載入《通鑑》，魯迅懷疑此書是“唐宋人所爲”。
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鑑》對雲臺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漢紀》建武十五年條雲：“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爲汝南太守及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歙死獄中。”依據《太平御覽》卷551《禮義部·棺門》引《東觀漢紀》曰：“大司徒歐陽歙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說法，歐陽歙下獄原因是汝南贓罪之事。
《資治通鑑》卷六十，稱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後也。”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六十《漢紀》時指出：“《蜀書》雲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朱舜水曾指出“誠決”二字不可解，當是“誠快”之誤。
《三國志》記赤壁之戰，周瑜“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而司馬光則記載爲“乃取蒙衝鬥艦十艘”。
《資治通鑑》魏紀太和二年記載：“收馬謖下獄，殺之。”但《三國志》卷39《馬良附馬謖傳》，記“謖下獄故物”，應是病死獄中。
《後出師表》是否出自諸葛亮之手，至今還有爭論，而《資治通鑑》全文照錄。
《通鑑》卷七九載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年)“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這是沿用《晉書·武帝紀》“除漢宗室禁錮”的錯誤。
《資治通鑑》卷九十九記載：“(慕容)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晉書》從未記載慕容儁大赦冉閔，《資治通鑑》時特意加上“大赦”一詞與《晉書》原文不合。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載：“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有誤，東渡河者不可能是什翼犍，應是劉衛辰，如《魏書·序紀》載：“二十八年(365)春正月，衛辰謀反，東渡河。”。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說“衝及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魏書》與《宋書》都記宋軍司州刺史尹衝壯烈犧牲，僅滎陽太守崔模投降。
《資治通鑑》卷123《宋紀》文帝元嘉十六年載：“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爲姑城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魏書》卷52《劉昞傳》載:“……牧犍尊(劉昞)爲國師。”而索敞是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
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爲“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
《晉書》記載：“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而《資治通鑑》則記載：“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後趙軍隊多由胡人組成，只有冉閔是唯一的漢人“將帥”，冉閔絕無能力“命趙人爲將帥者”誅殺胡兵。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鑑》記載爲“大安”。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載“秦遣使者樑構至張掖。”應是姚興遣使樑斐、張構至張掖拜訪沮渠蒙遜，此處誤二人爲一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載：侯景攻城，“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三省在注裏更正：“死於城下者，豈能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蹙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陳紀五》記：“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北齊書》和《北史》的記載：“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暍”字改成“賜”字。朱熹寫《通鑑綱目》，贊同《資治通鑑》的說法：“殺其從官六十人”。
《通鑑》卷一七八記載，開皇十九年達頭可汗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仁壽元年正月下又載：“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顯然是一事兩載。
《資治通鑑》卷一八一載：大業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但大業六年，隋煬帝滅吐谷渾次年，隋軍又攻下伊吾，並設伊吾郡，這時纔是隋朝最大疆域。
《通鑑》卷175記染干(啓民可汗)爲沙鉢略之子，卷178卻載“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顯然一事兩說。
《通鑑》卷一八四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載溫大雅復李密書“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查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實乃“入典八屯”之誤。
《資治通鑑·唐紀》載：“(太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焦竑認爲此事不見於《唐書·魏徵傳》，應該是誤引《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玄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
節度使始置於何時，史籍記載互有出入。《資治通鑑》稱節度使之名自薛訥始，《唐會要》卷七十八“節度使”、《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四、《通志》卷五十六“職官”六，均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乃節度使之始。
《資治通鑑》卷二○○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爲黃門侍郎、同三品。胡注：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據《唐會要》卷57《尚書省諸司上》雲：“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爲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因此杜正倫爲黃門侍郎時戶部還未改爲度支。
《資治通鑑》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條載“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這是錯誤的，終高宗之世，在長安居多。
《資治通鑑》卷二○二在敘述儀鳳三年(678年)魏元忠上書：“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強，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通鑑》有以下結論“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新唐書·元忠傳》說的是“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是“禁乘馬”非“禁畜馬”。
《資治通鑑》卷214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雲：“(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據《明皇雜錄》卷下“恆山”爲“恆州山中”之誤。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記載，開元二十二年“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胡三省注：“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記載，吐蕃芒鬆芒贊死於調露元年(679年)二月十一日，有誤。據《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記載，芒鬆芒贊死於儀鳳元年(676)。
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爲《資治通鑑》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二載：“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爲西川節度使。”據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十二：“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爲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誤矣。當以此詩正之。”
《資治通鑑》卷226，德宗建中元年雲：“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兩《唐書·崔祐甫傳》均載崔祐甫終官中書侍郎，此處“門下侍郎”應爲“中書侍郎”之誤。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載，“蕡由是不得仁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載劉蕡“終於柳州司戶”。
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爲“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
兩《唐書》之《盧坦傳》載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爲振武河所毀，因宰相李吉甫請移兵天德城事;與《憲宗本紀》記元和七年振武河毀東受降城事本爲二事，《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唐紀五五元和八年條將兩事混爲一談，《考異》甚至表示：“三者不同，莫知孰是。”。
《通鑑》取《舊唐書》卷120《郭子儀附郭釗傳》，“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又直接把其中的“中貴人”改爲吐突承璀，但是當時吐突承璀外放淮南監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載，會昌四年(844年)三月條，“朝廷以四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考劉濛爲巡邊使，應從《實錄》所載之會昌五年(845)二月二十五日。
《通鑑》卷247載河湟陷蕃“十八州”，取材自《新唐書·黠戛斯傳》載李德裕的《賜緣邊諸鎮密詔意》，岑仲勉認爲隴右陷蕃者尚有肅州，應爲十九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載：“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其中“至”爲衍字，《文苑英華》卷三六〇無“至”字。
《資治通鑑》卷249“大中十年(856年)六月條”載：鄭顥欲爲宰相，“戶部侍郎、判戶部、附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十月，乙酉，以顥爲祕書監。”查《盧氏鄭夫人墓誌》載鄭顥辭職的原因是無法湊足五十萬貫的和糴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載：“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事實在党項之叛不始於李業，開成中河東節度使王宰任鹽州刺史，“好以法臨党項，羌人不安”，上元元年(760)“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十二月，再以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爲招討党項使。
《資治通鑑》卷252，僖宗乾符元年雲：“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新唐書》卷9《僖宗本紀》記載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比《通鑑》多一“明”字。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記載“後唐明宗李嗣源與契丹主阿保機約爲兄弟”，應是李嗣源與耶律德光約爲兄弟。
編年不當
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齊世家》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蹟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爲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金文《陳璋壺銘》雲：“佳主五年，奠□陳得再立事歲，孟冬戊辰，大臧□孔璋內伐匽(燕)亳邦之獲。”，實際上爲齊宣王五年。
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
《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
《通鑑》稱建安十八年“九月，阜與敘進兵，入滷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樑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三國志》則記爲建安十九年正月。應以《三國志》爲準。
《通鑑》記載蔣琬卒年爲正始六年“冬，十一月”，而《三國志·後主傳》則稱：“(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應以《三國志》爲準。
《資治通鑑》卷十一，漢紀三，高帝五年(前102年)載：張良“家世相韓，及韓天，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攤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查閱《史記·留侯世家》，張良是在高帝六年正月被封爲留侯的。
《通鑑》卷六十一興平二年載：“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爲皇后;以後父侍中完爲執金吾。”《資治通鑑疑年錄》據《獻帝紀》定爲甲午。
《資治通鑑》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
《通鑑》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條載：“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按武德九年四月無“丁卯”、“庚午”、“癸酉”、“戊寅”，日期完全錯亂。
《通鑑》載貞觀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記突厥大雪，雜畜多死，爲一事兩載。
《通鑑》卷249載大中二年馬植拜相，與左神策中尉馬元贄敘同宗交結，四年，貶常州刺史。 兩唐書皆記罷相之年爲大中三年。
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