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戰國時期趙國人，稷下學宮的學人，是先秦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術不同，慎到主張的是重勢。其“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爲，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網絡配圖
慎到提倡重“勢”和“無爲而治”。慎到認爲，君主要想臣民服從法令、實行“法治”，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掌握能使臣民服從的權勢。他將君主與權勢形象地比擬爲飛龍和雲霧。飛龍有了雲霧才能高飛，一旦雲消霧散，飛龍也就成了地上的蚯蚓。君主有了權勢，即使象桀那樣昏庸，也能“令則行，禁則止”；如無權勢，即使象堯那樣賢智，老百姓也不會聽從。所以他說：“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推行法令只能靠“勢”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對儒家主張的“德治”，這是他的“人莫不自爲也”的人性論的必然邏輯。
網絡配圖
慎到的無爲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即國君不要去做具體工作，具體工作應在“事斷於法”的前提下，儘量讓臣下去作，以調動臣下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爲“上之用”，從而達到“事無不治”的目的。他還認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國君只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決不能把各方面的事辦好。因爲“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即使“君之智最賢”，也必然精疲力竭，不勝其勞。而且國君如果事必躬親，一個人去“爲善”，臣下就不敢爭先“爲善”，甚至會“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國事如有差錯，“臣反責君”。慎到認爲這是“亂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國家也就不可能不亂。
慎到雖然重“勢”，要求國君“權重位尊”，但堅持君主必須“尚法”。他把法家所主張的“法”和道家所主張的“道”或“理”等同起來。道家認爲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從”、“無爲而治”。慎到則認爲人君在法面前也應“事斷於法”、“無爲而治”。這既是他的法律觀所導致的結論，也是他的國家觀所導致的結論。二者都源於他的公私觀。在他看來，天子、國君以及各級官吏不但必須“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爲了服務於天下、國家而設立的。因此他說:“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他已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所以他主張臣下“以死守法”、“守職”，而反對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爲國、爲“公”，而不能“行私”。爲了防止國君行私，慎到反對國君“自任”，而要求國君“任法”。
網絡配圖
慎到的尊君、貴勢和尚法都有其獨到之處。貴勢在於推行“法治”，卻並非權力至上；尊君在於強調集中權力，又反對專制；尚法在於“立公”，堅決反對“行私”。
後來，慎到的思想而後被韓非子所吸收，成爲“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