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社會的教令權，指的是家長對子孫進行教育、命令的法律權力。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古代教令權的思想淵源是中國傳統的孝道觀念。其主體主要是祖父母、父母。其中祖父母包括義祖父母、改嫁的祖母。父母包括義父母、繼父母、改嫁的母親。教令權指向的對象包括兒子、兒媳、未出嫁的女兒、義子、義女等。中國古代的教令權法源遠流長。最遲在漢代已有教令權方面的法律規定。
晉朝的教令權法對教令權的主體、違犯教令權罪的構成要件及其處罰，做了明確規定。此後南北朝、隋朝的律典均沒有流傳於世，不過其精神和內容與晉律一脈相承，因此應均有教令權法的規定。在傳世律典中，目前所知最早對教令權予以規定的是唐律。
唐朝的教令權法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變化，爲此後各朝的教令權法奠定了基礎。宋朝的教令權法基本沿襲唐朝。元朝法律並未像唐宋律一樣對違犯教令做出明確規定。明朝的教令權法主要沿襲唐宋法律，但對違犯教令的處罰相對較輕，是清朝教令權法的藍本。
一、古代的家長權
在中國古代社會，教令權本質上是一種以祖父母、父母爲代表的家長權。這種家長權，其思想淵源是中國傳統的家與孝道觀念。瞿同祖闡述家的概念時，認爲：“家應指同居的營共同生活的親屬團體而言，範圍較小，通常只包括二個或者三個世代的人口。”
在中國古代，人們主要以耕種爲生，在這樣的家庭裏，由於農田的數量有限，所以一個家庭只包括祖父母、已婚的兒子和未婚的孫兒女。如果祖父母去世，那麼同輩的兄弟開始分居，這樣一來，家中只有父母及其子女，子女未婚嫁之前人口難以超過五口。
在這個類型的家庭中，夫婦上有父母(公婆)，下有子女。這是近代之前和現代社會常見的家戶類型。早在戰國就出現了“五口之家”或者“八口之家”，其中，五口之家是把兄弟排除在外，僅指父母、妻子和本人的家庭類型。
二、孝道的延續
這樣的觀念從戰國一直延續到了明清時期。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爲，中國存在私法意義上的家，也存在公法意義上的家。私法意義上的家廣義上指對家系相同的人的總稱，此時家的概念與宗是相同的，從狹義上來講家是共同維持家計的生活共同體。而公法意義上的家就是公法上的課稅的對象——戶。
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滋賀秀三採用了它狹義意義上的解釋。滋賀秀三又將家的法律構造分成了“父家長型的家”和“複合型的家”兩種，其中，“父家長型的家”主要指由直系親屬主導，全體家庭成員同居的家，“複合型的家”指直系親屬死亡，剩下的子孫依然同居的家。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主要存在兩對法律關係。
其一是父子關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兒子是父親生命的延長，父親死後就由兒子爲父親承嗣，然後代代相傳，這樣一來祖宗的祭祀不斷，家族也會因此綿延不絕。中國人的孝道觀念也由此而生。根據宋金蘭對“孝”的文化內涵的考證，他認爲“孝”最早代表“家”，它傳達出生兒育女的信息。
由此，“孝”強調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義務，它強調成家生子是人應盡的社會責任，強調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義務，後來“孝”才發展出“善事父母”的含義。
《禮記·坊記》記載：修宗廟和敬祀事這兩件事，是使民追孝的事情。這樣的記載表明雖然當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孝道，但是尊敬、愛戴長者的事蹟已經存在。實際上，西周之前的朝代更注重“尊尊”，忽視“親親”，從西周建國以來，經過政治改革，周以前那些傳統的宗法性宗教開始向人文化發展，道德倫理的內容越來越多。比如，當時的青銅器上出現了大量的“孝”字，《詩經》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孝的論述。表明在西周時期，孝是一種比較普遍的道德倫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在努力維護一個差別有序的社會，希望維持禮的秩序。從這一點上說，諸子百家的思想是有共同基礎的。
三、諸子的殊途同歸
由此，在孝的主張上，諸子百家的思想大致相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張“仁”，他認爲“仁爲衆德之總”，“仁”中包含一切美好的道德品質，例如孝、悌、忠恕等。在孔子的倫理法思想的基本原則中，家族倫理本位原則佔重要地位，而構成家族倫理的行爲規範即爲孝。孔子在《論語》中的許多語句涉及家庭倫理。
他提出，身爲人子，孝敬父母不只包括贍養他們，重要的是做到時刻保持態度的恭敬虔誠，侍奉父母時要注意自己的情緒，要有發自內心的愉悅表情。但孔子此時的思想並不是一味地要求兒女完全順從父母，而是主張“父慈子孝”，即做兒女的孝順的前提是做父母的有慈孝之行。與此同時，孔子還溝通了“孝”與“忠”的關係。這也爲後來漢代“移忠作孝”奠定了思想基礎。具體來說，“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延伸。
《禮記·坊記》記載了孔子對“同居共財”的看法，他認爲卑幼不能在父母健在時析產分家，這也是早期“同居共財”思想的體現。孔子之後的孟子和荀子都先討論了“人性”，二者主張不同，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荀子主張“人性本惡”，但是二者對於孝的理解本質上都是相同的，他們關於孝的思想都來源於孔子的孝思想。經過儒家的發展，孝道開始蛻變爲一種自我反思的人生哲學。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曾這樣論述忠孝:“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
可以看出，韓非對於孝順之道非但不排斥，而且極力主張這一“天下之常道”，之後他還以這種家庭關係爲基礎，類比探討君臣之間的關係。這證明韓非雖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他十分重視家庭倫理秩序。他希望實現“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社會格局，這與儒家所提倡的理論，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爲他們都希望保持差序格局。
《老子》中也記載了有關孝的觀念。“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絕學無憂”。可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都主張家庭倫理和孝道觀念，有關孝道的理論並不是儒家所獨有的，這一時期，在孝的觀念上，諸子百家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子女對父母的義務，很少強調父母對子女的義務。到了秦朝，已有孝敬父母的條款入律。例如雲夢秦簡中就有“忠孝”“父慈子孝”等等相關的記載。
漢代自建立之初就確立“以孝治天下”的原則,與此同時，《孝經》在這一時期成書，它在孝道思想中增加了臣子對君主的義務，孝道不再單純指“善事父母”，《孝經》的問世標誌着孝道思想的轉變。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法律制度與儒家禮教結合，實現孝道的綱常化。
西漢時期不孝罪的規定與唐代的規定已十分相似,換句話說，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不孝罪基本形成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魏法律對祖父母、父母怒殺、毆殺和故殺子孫的罪行，制定了相應的刑罰。除此之外，子女對父母的不孝、不恭、不敬等行爲，也在法律嚴禁範圍之內。北魏滅亡後，北齊對北魏的法制繼承較多，並對隋唐法制影響深刻。
唐朝“引禮入律”，《唐律疏議》中規定了“子孫違犯教令”罪。此後宋、元、明、清各代法律沿襲罔替。
結語
在實際生活中，中國古代社會家長的教令權可能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國自古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禮制要求，卑幼的婚姻要聽從家長的安排。
《大清律例·婚姻·戶婚》門下的“男女婚姻”條將這一禮制規定爲法律，這也是家長教令權的一個表現;又如中國古代的家庭實行“同居共財”的生活模式，尊長健在時，子孫不能另立戶籍，分家析產，這一規定保證了家長對於家庭的財產權，家庭財產的支配權和管理權極大地暗含着家長教令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