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忌齊國任用鄒忌進行改革，和韓國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秦國任用衛鞅變法，幾乎是同時的。
鮑元前三五七年齊威王即位。不久，鄒忌就“以鼓琴見威王”，用“鼓琴”的節奏來說明“治國家而弭(安定)人民”的道理。他認爲，君好比琴上的大弦，彈起來 “濁以春溫”;相好比琴上的小弦，彈起來“廉折以清”;政令好比彈起來“攫之深而舍(釋)之愉(舒)”。彈得“大小相益”，“復而不亂”，琴音就協調好聽，“治國家而弭人民”是同樣的道理。齊威王很賞識他，三個月後就授給相印。
鄒忌推行法家政策
從齊威王的父親田桓公開始，齊國在國都臨淄西邊稷門外的稷下地方，設立學宮，招徠各派學者前來著書立說，議論政治，稱爲“稷下先生”，也稱爲博士。稷下先生中有個叫淳于髡的，是家奴性質的贅婿出身，是個進步的思想家，曾經兩次當面指責儒家孟軻，認爲魯繆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國家削弱，說明儒家“無益於國”，像儒家那樣“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就算不得“賢者”(《孟子·告子下篇》)。這時淳于髡用“微言”進說鄒忌，使得鄒忌決定了下列的策略：
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
對於人民，“請自附於萬民”;
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記·田世家》)
這些主張順從國君行事，主張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主張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都是法家的政策。
鄒忌很重視推薦人才，齊威王也很重用這些人才，把他們都看作“寶”。有一次齊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魏惠王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車前後各十二乘”，所以是“寶”;而齊威王則認爲他的“寶”不同，幾個得力的大臣纔是他的“寶”，例如守南城的檀子，守高唐(今山東高唐東)的盼子，守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東)的黔夫，“使備盜賊”的種首，都是他的“寶”，“將以照千里”(《史記·田世家》)。
這時齊國的人才很多，孫臏也由於田忌的推薦而擔任軍師。這都是鄒忌推行法家“謹擇君子”政策的結果。針對齊國“百官荒亂”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隱語(謎語)進說齊威王，他問齊威王：“國中有大鳥，止於王庭，三年不蜚(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威王回答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隨即召集全國地方官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史記·滑稽列傳》)。
因爲即墨大夫治理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而並不事奉國君左右以求譽，齊威王賞給他萬家的食邑。又因爲阿(今山東陽谷東北阿城)大夫治理阿，“田野不闢，民貧苦”，而用幣事奉國君左右以求譽，齊威王把阿大夫連同左右稱譽他的人都烹死了。據說，從此“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史記·田世家》)。這又是鄒忌推行法家“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體實施。
同時，由於鄒忌的進說，齊威王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據說，令剛下時，羣臣前來進諫的門庭若市;幾個月之後，還有時有人進諫;一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戰國策。齊策一》)。這裏不免誇大其詞，但是，這樣提倡臣下進諫，對君主政權的政治改革確是有幫助的。齊威王和鄒忌進行政治改革，接受臣下意見，注意選拔人才，除去不稱職的奸吏，獎勵得力的將領和官吏，其目的是在鞏固統治秩序的同時，謀求國家的富強，這自然也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因而經過一番改革，齊國在政治、經濟上都有了新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