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宰相制度的演變!政事堂制度最後能取代宰相專權嗎?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官僚體制在中國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自秦朝的郡縣制。它歷經了上千年的更迭，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中不斷變化着不同的形態。其中，要論古代官僚制度何時成熟成型，則要首推隋唐時期。隋朝歷史雖短，確實中國古代許多優秀制度的創制時期，由於篇幅有限，不再詳述。本文我將主要從唐朝時期的中央官制爲切入點，談一談我對唐朝中央行政運行方式的理解，瞭解一下大唐盛世是否與其獨特的政治制度有關。
三省六部制的創制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政治史有兩條主線，一條是中央統治與地方分治的關係，另一條則是皇權與相權的關係對比。在秦朝建皇帝專制制度，皇帝下設置丞相以後，皇權與相權就展開了長達千年的拉力戰，畢竟在相權制度建立之初，丞相是正兒八經的政府一把手。但隨着皇帝權勢逐漸加強的需要，想法設法從各個方面限制相權是所必需的，這些方法可能是任用宦官或者外戚，比如漢。但更多的手段是皇帝來不斷分化丞相的權利，一個典型朝代就是唐，採用的方法爲創制三省六部制。
我們都知道，一項制度的創制和成熟，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漸有萌芽狀態一步步進化演變而來。唐朝時期的三省六部制度也是如此。何爲三省六部?即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設置三大部門，正所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分別掌管起草詔令、封駁審議、執行的職能。其實這裏有一個很大的誤區：我們一提到唐朝的中央部門，彷彿就與“三省六部”掛起了等號，其實不然，除了上文提到的三省以外，還有祕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只不過這三省權力太過於雞肋，後人就直接忽略不計，把六省統稱爲“三省”了。
衆所周知，隋朝是在唐的眼皮子底下所滅的，況且唐朝跟隋朝楊氏家族一樣，血液裏都有胡人血統，這足以使得唐朝統治者警醒，吸取前朝的教訓，在中央制度層面實行更爲有效的方式來維持秩序。因此唐代進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之間分工明確，有效防止了部門之間的互相推諉。同時這個時候的政府首腦已經不再稱丞相，而是將丞相權力進行分割，交由三省，中書省最高長官爲中書令，門下省長官爲侍中，尚書省則由尚書令負責。這三部門的掌管統稱爲“宰相”，但權力跟以前的丞相無法同日而語。三省之間分工明確，有效減少了決策的失誤。
三省六部制的運行機制
剛纔我們已經提到了三省的分工負責。中書省負責發出唐帝國的一切重要政令，但我們須知，在這樣一個皇權社會，最高政令理應由皇帝發出，於是唐朝採取了折中方法，即在名義上來說，詔令是皇帝發出的，但實際皇帝並不參與其中，這些所謂的“敕令”是由中書省的文書性質官員“中書舍人”所起草，這在當時稱爲“五花判事”。
中書舍人官職不高，但卻握有起草撰寫命令之權。等中書舍人將政令起草完畢以後，中書令或者中書侍郎從中摘取一篇優秀者稍加潤色，這便成爲一篇正式的詔書了。即使如此，現在的詔書還是沒有法定效力的，還需要交由皇帝手中進行畫敕，然後送達門下省，由門下省長官侍中或者侍郎進行審覈，如有不當，可向門下省提出反對此項詔書，發回讓其重新修改，稱爲“塗歸”，又叫“封駁”。直到門下省同意通過以後，這樣的詔書方可經由尚書省來執行。
唐朝疆域廣大，每天要有成百上千的事務需要處理，尚書省只憑一部門之力自然無法完成，於是在尚書省下還有六個執行部門，相當於我們當今國務院下的“部委行屬”。這些部門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分管着官員的任用、唐王朝的財政開支、禮儀諸事、軍事、刑法典獄、工程建造。這樣一來便分工明確，覆蓋了唐王朝大部分的事務。
通過這樣一種指向明確，分工嚴明的行政體系，唐王朝的各項指令才能夠迅速傳達，極大地提升了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行效率。但是隨着社會的演變，三省六部制度也在前前發生着量變。
權利上移——政事堂的出現
剛纔我們講到了，唐朝時期，對三省六部制度進一步發展完善。但爲了更快地提升辦事效率，唐朝實行宰相集中議會制，三省長官以及其他參與決策的人員，討論問題時到門下省來開會，地點被稱爲政事堂。政事堂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最終交由皇帝進行審閱和裁決。時間一長，政事堂逐漸成爲一個凌駕於三省之上的一個決策機構。我個人認爲，歷史上很多制度的出現不一定要與經濟基礎聯繫起來，因爲很多制度的形成，是由習慣所形成。比如政事堂，宰相們長期集中開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這樣一個領導班子。
在起初，只有三省長官纔有資格參加政事堂會議的，此三者都是正式的宰相。但有時候也會有其他官員參與進來，同時授予着“參知政事”的名義，也是宰相，唐太宗末年，由於擔任中書省的長官常年收到皇帝的重視，於是政事堂逐漸移至中書省政事堂遷於中書省 ，這對當時來說，其實是制度的一種變化。集體宰相制開始轉爲權相專政制。中書令爲“中書執政筆” ，即是以制度的形式確定了中書令凌駕於其他諸相之上;立法出令機關 ，凌駕於審查機關之上 ，勢必造成由於政令審覈不力而導致的諸多失誤。
失去監督制衡的權力 ，必然導致專權而敗政。唐玄宗時期李林甫、楊國忠奸相專權誤國 ，其政體上的原因肇端於此。到了武則天時期，政事堂的宰相之中也出現了分化，有了“秉筆宰相”之稱，這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後來的首相了。就這樣，政事堂成了最高決策機構。那政事堂內部由誰來辦公呢?是由中書省的中書舍人來秉筆，他們纔是政令的實際秉筆者，雖然職位不高，卻握有重要的實權。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政事堂是如何運行唐王朝這架大機器的。其實在唐朝時期，皇帝並不需要每日上朝，而政務的中心就是這個政事堂，它每日處理的事務極多，最重要的是一些日常事務，由宰相親自處理，討論決定，其次是一些軍國大事，宰相會議討論出成型的方案以後交由皇帝來定奪。再者是皇帝個人覺着重要但宰相遺漏的事務，這個時候皇帝會親自交由政事堂討論定奪。比如在武后時期，皇帝就要宰相們來討論來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問題。
政事堂制度本來是爲了以集體宰相製取代宰相專權，但在運行七八十年以後，其內部也發生了裂變，內部宰相專權的勢頭愈演愈烈，最終又走了回頭路。在這樣的發展之下，政事堂制度逐漸走向了它的陌路。
其實回首看看唐朝初期這一系列的制度，看似煞費苦心甚至重蹈覆轍，但其目的無非是限制宰相權力，這是專制主義皇權下的必然結果，更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歷史中皇權與相權不斷相爭的這條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