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宰相制度的千年演變：皇權打壓相權始於漢武帝，但並未終於朱元璋，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宰相制度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各諸侯國所設立的相國、相邦等官職，在隨後被秦始皇確立爲一項正式的制度，並一直延續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在這兩千年中，皇權與相權之爭從未停息，並以朱元璋殺胡惟庸而發展到一個極點。但宰相制度並未真正就此終結，其餘燼直到清朝覆亡纔算徹底熄滅，因爲明清兩代有宰相之實者從未斷絕。
宰相一詞在整個封建時代並沒有直接用作官職名稱，而是在不同時期以丞相、大司徒、錄尚書事、尚書令、侍中、同平章事、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名目出現。秦朝時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作丞相，就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的宰相。這種丞相以一職“獨兼三公之事”的模式屬於“獨相制”，在職數上設左右二人，但大多時候都是由一人獨領相位。
西漢承秦制沿設丞相爲百官之長，丞相府中專有百官朝會殿供丞相召集百官商議國事。當時名相陳平對宰相職權有過一個總結：“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宰相掌理萬機，皇帝垂拱而治，正如陳平所總結的那樣：我爲宰相管天下萬事，你爲皇帝管宰相一人。陳平的內心是誠摯無私的，他說過一句非常謙卑的話：“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意思是我的才幹資歷如同駑馬一樣不堪，卻僥倖被陛下任爲宰相，這讓我內心深感罪過，我唯有爲您好好工作，來求得戴罪立功。
這是陳平，那麼陳平之後的宰相，之後又之後的宰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上，是不是都能做到謙卑如陳平呢?
漢武帝對相權的大力打壓
垂拱而天下治，清閒而國運昌，功勞算誰的?你得個宰相的官位便內心有負罪感，我閒坐帝位的內心又當如何呢?相權來源於皇權，西漢宰相職權過重的情況，很快招致皇權的打壓。漢武帝一出手就是雙管齊下，先是設大司馬瓜分相權，接着主導朝官的內外之分，稀釋宰相在官僚系統中的影響力。
當時掌管全國軍事的太尉已處於罷廢狀態，轉由丞相府兼領軍事，丞相的地位之尊、職權之重達到了一個頂峯。於是“上嘉唐虞，下樂商周”的漢武帝便從古制中找到“大司馬”這一法寶，用它去分掉宰相的一部分權力。
但漢武帝並沒有照搬古制，他雖然設置了大司馬這個名目，卻並未給它配備印綬、屬員等行頭和人馬班子，而是把它作爲一項兼職加到已有本職的官員頭上，屬於一種獨特的加官制度。這樣的好處就是皇帝能夠做到收受自如，不至於出現摁倒葫蘆起來瓢的尷尬。
獲得大司馬加官的官員幾乎都是武將，最早中獎的是衛青、霍去病甥舅二人，從他倆以將軍身份加大司馬稱號開始，丞相府的軍事職權便被剝離。但這還僅僅是漢武帝打壓相權的開始，他更有力的舉措是利用加官制度，把朝官分爲內朝官和外朝官，搞出內外兩套行政班子。宰相的那一套行政機構自然就是外朝官，而獲授侍中、散騎、中常侍、給事中等加官稱號的皇帝近臣則組成了內朝官。
這樣一來，大司馬就自然成爲內朝的羣臣領袖，而宰相便只是外朝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後來漢成帝又改設大司空加入到對相權的瓜分，丞相之名也一度被改稱大司徒，連標示身份的名稱都失去了。自此之後，對宰相權力的分解便成爲歷代皇帝打壓相權的通用手段，秦漢之初的獨相制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多相制、羣相制。
但是皇帝打壓相權的操作也並不是一帆風順，西漢後期的成帝、哀帝沒有守住對大司馬的加官制定位，使大司馬由加官逐漸變成了本官，由一個依附於將軍本官的加官變成金印紫綬、有官屬、祿比丞相、位超司徒的獨立職官，以內朝官領袖又兼跨外朝官首腦，儼然有了漢初丞相的雄風，爲最終王莽由大司馬而篡漢奪位埋下伏筆。
封建時代的權力守恆定律
實際上，皇權對相權長達兩千多年的打壓，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權不斷轉移變遷的歷史。如果要總結一個封建時代的權力守恆定律的話，那就是權力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這一處轉移到另一處或另幾處。如果皇帝在追求君主高度集權的過程中，沒能成功將相權轉移到自己手中，那麼它就一定轉移到了別處，這樣的情形在兩千年間總是不斷上演。
東漢時期，太傅、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各自開府，組成了一個多相制的鬆散決策羣。但是“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所謂“臺閣”指的是尚書檯，也就是說東漢時期真正行使相權的是這個居於內廷的皇帝祕書處，這便是相權旁落。“用人行政，領尚書者定於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權遂歸尚書”，揹負宰相之名者只剩負責執行，只有得到“錄尚書事”的頭銜纔有宰相之實，才能總攬朝政大權。
於是“錄尚書事”這個頭銜從東漢直至南北朝，在七百餘年間成爲炙手可熱的香餑餑。東漢有太傅陳蕃、太尉李固、司徒王允、司空楊彪、大將軍何進等人錄尚書事，三國時有諸葛亮、司馬懿、姜維等人錄尚書事，兩晉時有賈充、王渾、王導、庾冰等人錄尚書事，南朝時有劉義恭、蕭道成等人錄尚書事。
這些人的本職無不是尚書檯以外的所謂臺外官，他們的本官包括丞相、諸公、中書監、侍中、將軍、都督諸軍事、光祿大夫等等。這些人得以獲得“錄尚書事”的頭銜，或是皇帝有意以臺外官制衡臺閣官，抑或是實力派人士的強勢篡奪。總之皇權第一、相權第二，在那哄哄亂世把相權攬入手中，纔好坐二望一。
尚書檯在南朝梁時改稱尚書省，正式成爲行使宰相職權的最高機構，這一時期的宰相制度也被稱爲“一省制”。在尚書檯自西漢以來日益做大的過程中，皇帝們又在自己的宮殿裏發展起另外兩套祕書班子，分別叫做“中書”和“黃門”，這便是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前身。
這樣到了隋唐時期，如何分解和制衡宰相的權力就等於有了現成的辦法，宰相制度於是進入到“三省制”時代。在三省制之下，相權被一分爲三——政策制定權、政策審議權和政策執行權，具體的運作則是“中書造命，門下審復，尚書奉行”。
這種分權制衡的多相制不僅成熟而高效，也與封建專制政體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它不僅在唐朝前期激烈的皇位爭奪下維護了政局的穩定，更是將唐王朝推向封建時代盛世的頂峯。但這並不代表唐朝皇權與相權之間就能相安無事，尚書省長官尚書令是正二品，而中書省長官中書令和門下省長官侍中則均僅爲正三品，所以尚書省的地位在宰執中是很突出的，那麼最先受到打壓的便是尚書省。
先是尚書令自李世民之後空置不設，以從二品的副職左右僕射充當長官，等於是變相把尚書省的級別降了一等。後來在唐代宗時，侍中與中書令的品秩被晉爲正二品，超過尚書省實際長官的品級，門下、中書二省地位由此高過了尚書省。
然後是逐漸將尚書省長官排除出政事堂與會者之列，政事堂本是位列宰相的三省官員坐到一起集議政務的場所，但是自唐高宗時起從二品的尚書左右僕射只有獲得“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加銜才能參加政事堂會議。而與此同時，則有更多的御使大夫、祕書監等非三省官員，能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平章政事”的加銜獲得等同於宰相的職權，進入政事堂參與議政。
可見在唐朝前期，統領百官的尚書省由於位高權重，而成了皇權打壓相權的首要目標。隨着尚書省的沒落，門下、中書二省在中唐之後也逐漸廢弛，相權於是旁落到大量非三省官員的手中，他們以“同平章事”之名竊取相權、駕馭朝政，由此出現節度使、樞密使侵奪相權，內廷宦官專擅軍政大權的混亂局面。
宋元時代相權的大幅度衰弱
宋朝初年在名義上沿用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中書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併爲正宰相”，但實際上除偶有以侍中任宰相外，宋初大多數時候都是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宰相，且多是兩人，一爲昭文館大學士併兼修國史，一爲集賢殿大學士，這兩人一主一次都是正宰相，另設參政知事爲副宰相。
此後，宋朝的宰相制度經宋神宗元豐改制、南宋建炎改制以及宋孝宗乾道改制等等調整，時而模仿唐初三省制，時而又三省合一或是恢復宋初相制，唯一不變的趨勢就是對相權的分解和削弱，宋代相權相比唐代更爲弱化。
先是宋太祖取消了漢唐以來宰相“坐以論道”的禮遇，將宰相變成“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的一種近似遵命聽差的身份，參與政務決策的權力大爲弱化。接着是設參政知事爲副宰相形成牽制，並設樞密院、三司(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審官院、諫院等機構，分走了宰相的軍事權、財政權、人事權和諫議權。
但是宋代相權的大大削弱，真正受益並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整個士大夫羣體。這樣的好處是，皇權不至於受到少數權臣的威脅，而皇帝權力也受到士大夫階層的集體制約，在皇權與相權的博弈和妥協中達到了平衡。
隨後的元朝延續一省制的做法，中書省作爲唯一宰相機關的職權是執行政令的上傳下達，而怯薛纔是元王朝政治活動的真正中樞。而且蒙元黃金家族大汗與臣僚之間有着濃重的主奴觀念，這使得中書省宰相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人格尊嚴的皇帝奴僕，所握有的實際權力已經微乎其微。
但是元朝後期政局亂象中涌現出來的鐵木迭兒等權相，他們竊用皇權專擅朝政、擁立皇帝的行徑又被朱元璋引爲鏡鑑，最終導致宰相制度在明朝短暫復興後便在形式上遭到消滅。但是皇權與相權歸於一人後，隨即面臨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那就是皇帝自身精力的有限性。
於是宰相制度形滅神存，出現了明朝內閣、清朝軍機處這種“無相制”的翻版，使得皇權與相權之爭一直伴隨到封建時代的終結才徹底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