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1738年—1801年)，原名文鑣、文酕，字實齋，號少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清代傑出史學家和思想家，中國古典史學的終結者、方誌學奠基人，有“浙東史學殿軍”之譽。因學問不合時好，屢試不第，遲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進士，時年41歲。
章學誠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卻“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曾先後主修《和州志》、《永清縣誌》、《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書，創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義例。並用畢生精力撰寫了《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籍考》等論著，總結、發展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文史通義》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齊名，併爲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異鄉四十多年的章學誠返回故里。嘉慶五年(1800)，貧病交迫，雙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陰芳塢。
隨父遷移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學誠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其父章鑣勤於治學，循循善誘。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每日誦讀僅僅百餘字，就又得病中止學業。僅十四歲就已經娶妻，當時對四書的學習還沒有完成。
章鑣於乾隆七年(1742年)中進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應城知縣。十四歲的章學誠也隨父母去應城。這時，他童心未歇，儘管父親爲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羣書，興趣趨近於史學。他曾試圖取材於《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爲紀傳體史書，名曰《東周書》，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當時他自命有治史學的才能，大言不遜。然而，當時他的史學基本功很差，“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鑣因故罷官，此後十餘年，章學誠輾轉於湖北應城和天門(今湖北天門縣)兩縣書院主講，章鑣貧窮不能歸鄉，寄希望其子章學誠能夠爭取功名，而章學誠年歲漸長，稍稍知道人世的艱難，反思自己的學業，沒有一點可以應用到生計上的，因此，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科場失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第一次赴京師應順天府鄉試，未能中舉。隔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於是就學於國子監。他在國子監讀書期間，考試成績仍常居下等，受盡同學的蔑視與訕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鬆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爲相知。二十八歲在京師的大學士朱筠門下，得以盡覽其豐富的藏書，並與往來朱門的名流學者研討學術源流及異同，學業大進。
但是，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兩封答覆甄鬆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誌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誌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並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爲志書的輔佐等建議。二是方誌應當“可爲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爲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誌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爲者”，使之不僅爲一邑之書，而“實爲天下之書”。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羣書，大量參閱古今方誌，並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學誠確立了方誌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爲建立自己的方誌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
接着，章學誠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參與《天門縣誌》的編纂;還提出關於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爲《修志十議》。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編修方誌的領域裏取得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生計兩茫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學誠至京師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爲師，學寫文章。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震動很大，將一個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偌大問題擺在章學誠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
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戴震第一次見到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態誨以這條治學途徑，自稱“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這一番議論，致使學識未深、一向疏於訓詁考證的章學誠陷於矛盾與徬徨之中，自覺“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爲慚惕，可爲寒心!”這種心情，明確表露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是堅持原先“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的獨自治學的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這期間，他經過幾年的坎坷顛簸，“浮氣囂情，消磨殆盡’，不僅在科舉考場屢遭挫折，就連研治學問的門徑也一時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爲決科計”，但迫於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此後，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但他一旦進入志局，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顛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數年之後，章學誠忍無可忍，於是憤然離開志局。離開志局後不久，他給曾任順天鄉試考官、一向很關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和今後的打算。根據他信中說明的情況，章學誠是在出都的次年寫的《文史通義》，那時已經距離他離開故鄉整整20年了。章學誠離開故鄉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則《文史通義》的動筆時間應當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學誠時年35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父親卒於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只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潛心學術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學誠在編修《國子監志》中與諸位學官意見發生分歧，很不得意，於是辭去職務。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奮地申述了辭職原因，並引述唐代劉知幾辭退史官之職，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設想要編纂《文史通義》。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義》的題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劉知幾撰著《史通》的啓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學誠開始撰寫《文史通義》，20餘年從不中斷。還應聘纂修過和州、永清縣、亳州、常德府和荊州府等地方誌，參與《湖北通志》的修訂。章學誠一生窮困潦倒，從32歲起，因父亡而靠講學和修志所得維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學識淵博，史學理論有獨到見識，因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負。他刻意編輯12年的《史籍考》也未問世。《文史通義》生前只刻印了篇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並輯爲《和州文徵》八卷。這次編修方誌的活動對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間的一封書信中，章學誠自稱“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爲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爲《文史通義》一書”。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產生了史書“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將這一設想闡發爲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他認爲，史官傳的內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蹟，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佈及後人攻習的情況。對於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編修《和州志》期間，章學誠又與戴震相遇，就方誌義例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戴震將考據學方法推及修志，主張方誌應以考覈地理沿革爲務。章學誠批駁了戴震，指出方誌應爲一方之史，並非單純的地理書，認爲“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還進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的見解。於是，他心目中這個權威的形象完全垮臺，一掃原來的徬徨，大大增強了不趨從於考據學風、走自己治學途徑的信心。
時來運轉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書。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別就是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書。這“六書”皆爲彙編檔案簿籍而成，便於保存歷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爲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讎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併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誌》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這樣，《永清縣誌》成書之後，他仍然過着漂泊客遊的生活，幾年內窮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別本重抄，但終不能復其全貌，其中《校讎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爲可惜。出於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於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爲舉業。”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於科舉功名，但仍將學術研究作爲矢志不移的抱負。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隨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學誠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將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邵晉涵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氣相投，這次病中，常與論學，每至深夜。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確提出要將“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爲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爲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討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學誠謁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開局編輯《史籍考》，由章學誠主持其事。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志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歷代史籍。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爲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於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書院主講，他乘暇重新修訂了《校讎通義》一書。經過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達了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
困中求進
由於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隨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於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內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將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爲《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爲“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從此，他確立了方誌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徵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別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徵彙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這樣，章學誠的方誌學理論基本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並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編纂。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問》、《史德》、《方誌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標誌着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歷盡艱辛。家中沒有什麼資產，只是藏書甚富而已。但他並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這部鉅著在湖北武昌藉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貶謫而中斷。嘉慶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謝啓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於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嘉慶五年(1800年)，章學誠因眼病失明，猶從事著述，嘉慶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