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古代中國史學理論的雙璧。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作者次子華紱首刊於開封，稱爲大梁本。
圖書目的
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最主要的目的是爲了闡發史意或史義。他在《和州志·志隅自敘》一文中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做也。”在這裏，他通過與以上諸家的比較，明確指出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一書，就是爲了闡發史意。此外，章學誠還在《文史通義》的許多篇章中談到了闡發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義·言公》篇中說：“做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說： “史所貴者義也。”在《中鄭》篇中說：“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等等。
《文史通義》命名來源。章學誠爲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爲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爲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說：“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爲《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思想體現
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說：“學誠讀書着文，恥爲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之義焉。”學誠在這裏說的“世教”，當然是指儒家的仁義道德學說，這正是他的歷史侷限所在，不過我們還是應當辯證看待這個問題。章學誠的這一觀點，在政治上雖然是消極的，但在學術上卻具有進步意義。
其次，扭轉僵化的考據學風。這點前文已有論述。
再次，對考據學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風進行揭露和抨擊。章學誠在《又與朱少白書》一文中說：“鄙着《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爲之言，不盡爲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蠐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也。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歟!”
《文史通義》還爲中國方誌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誌論文。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編修方誌的實踐中。編修方誌在他一生活動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爲方誌學建立的極其重要人物。梁啓超把他譽爲我國“方誌之祖”、“方誌之聖”。
78 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誌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啓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爲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但該書內容龐雜，結構鬆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爲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於“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內容簡介
《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於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幹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文史通義》問世之後，對於後世史論的發展，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間，相繼產生了如鄭樵的《通志》、範祖禹的《唐鑑》和吳縝的《新唐書糾謬》等。繼宋元之後，明清兩代評史論史之風更盛，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鉅著。章氏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誌之中。
又增《補遺》8篇。解放後，中華書局據劉刻本排印，又附增《補遺續》5篇。另外，舊本《文史通義》卷前刊有章學誠次子華紱寫的序文一篇，劉刻本未載，解放後排印本補入。
章氏撰寫《文史通義》，大約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爲止，歷時20餘年。由於版本不同，我們只好綜合不同版本的內容，將其涉及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簡介於後。
其一，“六經皆史”論。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爲《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爲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着積極的意義。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將史學的產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爲"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爲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家主觀的東西，那麼，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章氏認爲，"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是說，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填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這裏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只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爲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學誠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爲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注"(《書教》)，或稱爲"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又稱之爲"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別。前者指史家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彙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別史着與史料的史學家。在體例方面，章氏認爲通史有“六便”和“二長”八個優點。“六便”是：免重複，均類列，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二長”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尤其稱讚像鄭樵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讚許，以爲"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誌作爲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誌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誌。自宋元以來，纂修方誌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但是，把方誌作爲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誌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誌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誌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誌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誌的性質，歷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爲，方誌"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誌與地理的區別。至於方誌的內容，章氏認爲，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就不應只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誌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以及作爲附錄的"叢談"。爲了徵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誌，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對於歷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鮚崎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爲自己的文集爭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