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的歷史評論家眼裏，明朝軍事制度，還有一個被人詬病極多的問題——文官帶兵。
關於這個毛病，最深入武俠迷的評語，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說《碧血劍》裏的那段話：明朝一向文官帶兵，但偏巧運氣好，去遼東帶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軍事才能。
明朝文官帶兵不假，但能帶兵的文官卻極多。而且，這絕不是運氣好這麼簡單。
1，文官爲什麼去帶兵
這個問題，通常出現在明朝中後期。而這也和明朝的軍事制度有關。
自從明朝建國後，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專征”制度，特別是在衛所制度穩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衛所出兵，組成軍隊，然後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將掛帥出征。這樣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除非將領本人極其厲害，否則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必然受損。
明朝開國早期，承擔“專征”職責的，多那些功勳卓著的功臣，比如徐達，李文忠，藍玉等人，這些人有實力有威望，三軍自然服氣，打起仗來更是捷報頻傳。但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朱元璋死後不久的“靖難之役”裏就暴露無遺，當燕王朱棣扯旗叛亂後，擁有全國軍事力量的建文帝朱允炆，三次調動百萬大軍北上，圍殲只有十數萬人馬的朱棣，他同樣採取的是專征制度，但選擇的人選，卻是毫無軍事經驗的李景隆，結果明軍大敗虧輸，近百萬人被只有十多萬人的朱棣打的全軍覆沒，最後連皇位都被朱棣奪了去。
朱棣登基後改年號爲永樂，作爲一個馬上皇帝，他登基後第一次對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給了他當頭一棒，當時他給予國公邱福專征大權，命他統兵十萬征討韃靼，結果邱福輕敵冒進，反而全軍覆沒。後來的五次北征，吃了虧的永樂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親力親爲。
五次北征草原的壯舉，成就了他“馬上皇帝”的赫赫榮光，卻也給他的兒孫“挖了坑”。他的重孫子明英宗也學他的模樣親自“專征”，結果沒徵贏不說，自己反而被敵人瓦剌給“蒸”了——土木堡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專征的明英宗本人也當了俘虜。
（土木堡之變）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專征”這種模式，對於明朝來說是把雙刃劍，本身專征軍隊的組建，就是以從各處調兵的方式完成，軍隊的團隊凝聚力肯定會受影響，這就需要承擔命令的將領擁有卓越的素質，可一旦給予將領的事權過大，就會造成專權，讓中央政府難以控制。所以既要放權，也要節制權力，就成了這個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終整個明朝，歷代皇帝在軍事指揮權方面動腦筋最多的，也是這個事情。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信不過別人，那就皇上自己來，但有了土木堡之敗的教訓後，自己來顯然是不可能了，要解決問題，還是需要從制度上想辦法。
在土木堡之變前後，明王朝在這個問題上想了很多辦法，但從整個明朝中前期來看，除了皇帝御駕親征的那幾次外，通常承擔“專征”任務的，除了文官王驥（明朝朱元璋後第一個因戰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數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將們。可是，如果我們看看明朝中後期的歷史的話，卻發現又不一樣，擔任專政統帥的，越來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後，幾乎最高軍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以強悍武功開國的明王朝，怎麼又回到宋朝“以文制武”的軌道了呢？
說這個轉變，還是要從明朝軍事制度的演變說起，明朝開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分權，放在中央，就是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開，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權和行政權分開。這樣的好處，是最大限度防範篡權奸臣出現，但壞處，就是權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特別是地方上，由於事權不統一，事情辦砸了，扯皮還沒完。爲了不扯皮，從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開始，明王朝就着手統一事權，在省裏設巡撫，管轄兵馬，民事，司法大權，然後又設富有管轄多省權限的總督。這兩個職務，主要就是統一兵權，而這兩個職務，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職的臨時性職務，巡撫是由中央副部級（侍郎）文官兼職，總督是由中央部級（尚書）級別官員兼職。也就是說，地方的軍權，隨着這兩個職務的設置，開始由文官來執行。
於是原本忙於案牘勞頓的文官，開始走上戰爭的第一線。
文官摻和這事，第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各類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朱元璋時代，武將集團的話語權極高，開國六公爵，五個都是武將（李善長除外），可隨着明朝政治穩定，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武將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隨之下降。外加朱元璋時代幾次大規模整肅風暴，隨着藍玉之流的落馬倒黴，武將們也殃及池魚。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隨着科舉制度的發展，力量迅速壯大。而從明朝中期開始，武將的選拔，也有了以武舉爲代表的科舉途徑，而武科舉不止考武藝，真正決定中榜的是策論環節，也就是要考上，必須也要熟悉兵法戰策，考評權主要由兵部文官來執行，這樣一來，武科舉出身的武將選拔權，其實也漸在文官手裏，能考取功名的武將，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門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權限也逐漸擴大，明初的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之間是相互牽制的，但隨着衛所制度的破壞，五軍都督府的權限也越來越虛，兵部的權力卻越來越實在。最直接的一條，原先軍隊的供給靠衛所，後來越來越多靠財政撥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舉造就的文官集團新陳代謝比，明朝那些顯赫的武將家族，卻大多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說，明朝建立後，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壯大的，傳統公爵武將的力量，卻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後，隨着衛所制度的破壞，明朝逐漸開始用大規模的募兵制度來取代衛所制，由於募兵的統轄帶兵，主要由武將來負責，爲了制衡武將，勢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權力，用文官來制約武將。於是以文制武的體制，就這樣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卻還是帝王本人的抉擇，對於帝王來說，文官固然討厭，但是文官集團悠久的傳統和其自身特點，決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隻是皇權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戰者，但武將則不然，驕兵悍將在歷代都是皇權大忌，從國家穩定和皇權安全性來說，文官是執行兵權的最好選擇。明朝的軍事制度，在繞了一個大彎後，最終還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軌道。與其說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三位立體管理模式
然而即使對於文官本人帶兵，明朝也並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監督體制的。要讓文官帶好兵，先給武將分好權，給武將們的一顆“甜棗”，就是“總兵”這個職務。
明朝中後期以後，大多數純粹的職業武將在軍事生涯裏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職，就是總兵。（五軍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後期成了虛職），明朝最早的總兵，設於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當時，這只是一個臨時性官職，並沒有品級，主要是給予擔負“專征”任務的元帥的。它真正開始以正式官職的名義確立下來，是在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命何福佩將軍印，充總兵官，從此，總兵一職，才以地方最高鎮守長官的名義確立下來。
總兵的特點是常駐地方，並且擁有地方軍隊的管轄權節制權，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事權統一，可以提高邊軍的戰鬥力。但爲了防止總兵權力過大，明朝在任命總兵的時候，又在總兵之上設立巡撫，用以節制總兵權力。而且隨着宦官集團力量的上漲，明朝在各地又開始設立鎮守太監，由宦官監軍，將文官武將都監視。這樣，明朝的地方兵權，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將相互制約的模式，如果有重大軍事行動的話，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級別文官出任的總督經略，用以統一事權。所以說明朝的軍制，宦官當家或者武將當家，甚至文官當家都不恰當，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模式。
這個三位一體的模式，究竟效果怎麼樣。從事實上看，要想這個模式發揮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兩個，一是這個模式必須獨立運轉，在相互平衡中發揮最大效能，切忌外來因素干涉，而造成內部事權不一。
即打仗的時候，這個體系既要權責明確，每一個人該幹啥幹啥，更要有軍事自主權，不能聽憑體系外的人瞎指揮。二是委任統帥這個三位一體模式的人，即總督（包括經略，督師），必須是富有權謀手段，善於調和矛盾，並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幹才。放在官場上，這種人顯然是打着燈籠也難找。
但真放在明朝實際的歷史上，我們卻不難看到，這樣的人真不少。除了曾痛打麓川叛軍的王驥外，另一個典型就是北京保衛戰時的兵部尚書于謙，而這場戰鬥的結果，也是明朝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並以勝利迫使瓦剌放歸了明英宗。于謙之所以會在明英宗復辟後被害，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開罪於北京保衛戰時的戰友——忠國公石亨。倆人的交惡除了私人恩怨外，一個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謙執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開始在邊地大規模派遣文官巡撫治軍。但于謙的死，卻沒有阻止這個潮流。
（于謙畫像）
到二十年後的成化年間，明朝發動對河套韃靼部落的大規模進攻，然而最早擔任專征任務的，都是諸如公爵朱永這樣的職業軍人，然而幾次出征，卻最終勞而無功，真正爲明朝完成目標的，卻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邊總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間兩次發動戰役，取得“咸寧海子大捷”，因功被封爲咸寧伯。弘治年間，一樣是他總制三邊，取得擊敗蒙古達延可汗的賀蘭山大捷。以至於蒙古騎兵看到他的戰旗，竟會嚇得望風而逃。
雖然王越本人因爲與宦官汪直交好，晚年又結好宦官李廣，以至名聲受損鬱鬱而終。但如他這樣文官統兵的模式，之後卻越來越多，王越之後接任三邊總制的，是同樣以軍事才能著稱的文臣楊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戰線上對蒙古作戰戰功最卓越的，也同樣是總制三邊的文臣曾銑。而在東南的抗倭戰爭中，雖然後人津津樂道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卓越戰功，但成功駕馭他們，並贏得戰爭勝利的，卻是先後擔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與譚綸，尤其是譚綸，他不僅是戚繼光的老上級，更是戚繼光的親密戰友，在嘉靖，隆慶年間，世人說到戚繼光的戰功，總是以“譚戚”並稱。
到了“萬曆三大徵”時期，爲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樑夢龍。爲明朝最終鼎定抗倭元朝戰爭勝利的，是文官刑階。而即使是被後人詬病頗多的明朝——後金戰爭裏，給予後金重創的方面大將，同樣也多文官。且不論有爭議的孫承宗袁崇煥，毫無爭議令努爾哈赤苦不堪言的熊廷弼，同樣也是文官。而在崇禎時代開打的明朝鎮壓農民軍戰場上，給予李自成等農民軍最慘重失敗的，諸如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等大將，一樣都是文官。
3，軍事文官的練級路
從這些人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同是文官帶兵，但是明朝帶兵文官的整體素質，比起北宋來顯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擔當統兵大帥，在明朝並非是僅會寫幾篇文章就能辦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時代，範雍徐禧這樣的人物能擔當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絕大多數時期，基本不可能發生。
在文官帶兵的模式確立後，對於帶兵文官的選擇，明朝不但有謹慎的抉擇，更有一套完整的培養過程。一個菜鳥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場，也必然要經過一番艱難的磨練。
這個磨練過程，從明代幾位戰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軍事基礎，特別是在進入文官體系之前，要經歷軍事素質上的培養。比如指揮了北京保衛戰的于謙，在還是一個童生的時候，就格外喜歡讀兵書，不但讀更愛寫讀書筆記。文武雙全的一代大儒王陽明，從小不但熟讀兵法，更勤練武藝。他在後來平定寧王叛亂後，因爲功勞在外，遭到了京軍那羣職業武將挑釁，非要拉他比射箭，結果王陽明二話不說，當場彎弓搭箭，連發三箭全中靶心。一舉壓服四衆。
但要想指揮千軍萬馬，只有素質還不夠，更要經過培養。一個戰功卓越的文官，後人在驚歎他文武雙全的時候，卻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樣修煉到這等級。比如王越，做三邊總制之前，他做過兩個重要的職務，一是陝西御史，即在陝西邊境督查軍務工作，正是這段工作經歷，使他對於戰爭的真相，有了切身的體會。後來他在回憶錄《襄敏集》裏說，在陝西做御史前，對於軍務只是想象，在那裏工作過之後，才知道怎樣打勝仗。而在朱永受命專征時，他也以“襄贊軍務”的身份從軍，也就是給朱永做參謀長，親身出謀劃策，並親歷戰陣，正是這常年的錘鍊，最終使他走向成熟，擁有獨擋一面的能力。
王越這樣的經歷，在明朝官場上絕非誤打誤撞。事實上，明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對於軍事文官的培養，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訓體系，一個最終成爲名將的人，背後其實有無數場刻意安排的考驗。對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間統兵兩廣，平定叛亂的劉大夏，雖然做御史的時間短，但他之前卻在明朝兵部職方司幹了整整十年。所謂職方司，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總參謀部”，負責全國軍事的戰略籌謀。他豐富的軍事經驗和對戰爭的認識，就是在這個看似清水的衙門裏造就。
而嘉靖年間和戚繼光並稱，建立平定倭寇偉業的譚綸，在中進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爲南京兵部郎中，在這個任上，由於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調任台州知府，負責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與戚繼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創倭寇，因此又升任爲負責福建軍務的福建巡撫，福建抗倭勝利後，又調任兩廣總督，負責清剿兩廣倭寇，倭寇徹底肅清後，又調任薊遼總督，負責抗擊北方土蠻部落入侵，可以說哪裏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裏，每一步升官路，都是無數場刀光血影的實戰打出來的。以至於《明史》統計說，譚綸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戰場上親手殺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強，親手手刃敵人的數目多達三十人。這樣的文官統軍，就算是戚繼光這種級別的武將，也是絕對服氣的。
（盧象升）
想在明朝成爲一個戰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經過這樣一個成熟而艱難的培養過程。套用《亮劍》裏李雲龍的話說：那得血裏肉裏滾三回。明朝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這麼“滾”過來的。
4，被黨爭與瞎指揮毀掉
明朝自從文官帶兵以來，以他們這種成熟的培養體制，造就了大批戰功卓越的文官。但是明朝最終的滅亡，也和這種培養體制被破壞大有關係。萬曆中後期開始，明朝黨爭越演越烈，這種爭鬥也涉及到文官帶兵層面，黨爭的參與者都知道，哪個派系的人擔負了軍事大權，哪個派系話語權就越大。如此一來，許多軍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實就成了黨爭的犧牲品。
典型如萬曆晚期擔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在努爾哈赤崛起，遼東明軍節節敗退的危急局勢下，熊廷弼臨危受命，很快爲明軍穩住了戰局，可就在局面剛有轉機時，萬曆皇帝駕崩，朝中話語權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可偏巧戰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黨，如此一來，東林黨展開了轟轟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萬曆皇帝庇護的熊廷弼備受攻擊，黯然去職，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稱，軍事常識卻堪稱白癡的袁應泰。
（袁應泰畫像）
結果不到一年，遼東局面逆轉，重鎮瀋陽淪陷，併成了後金的都城盛京。而後熊廷弼雖然再度復職，但是卻依然受到東林黨掣肘，名爲遼東經略，其實毫無實權成了擺設。最終隨着遼陽淪陷，他成了魏忠賢閹黨爭權的犧牲品，被魏忠賢羅織罪名殺害，並藉機大肆捕殺東林黨。正是這種已經嚴重扭曲的黨爭，才使得晚明大批毫無軍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護執掌方面大權，並很快丟盔棄甲。
比起黨爭來，而明朝文官帶兵體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個重創，就是文官帶兵本身這個“三位一體”模式的被破壞。
明朝軍隊的高層指揮，是一個相互制衡的體系，但在打仗的時候，必須是一個自身獨立的系統，才能發揮最大效用。這個道理，連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輩子幹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獨沒幹過的，就是干涉前線軍事主官的自主權。
明神宗執政時期的幾位名將，包括打抗倭援朝戰爭的李如鬆，平定扯立克叛亂的鄭洛，甚至經略遼東的熊廷弼，在統兵打仗期間，遭受的非議都頗多，每一個作戰計劃甚至每一場戰鬥，都會招來外界撲天口水。而明神宗的作法卻是力挺，不管外人怎麼說，只要認定的將領，就給予百分百支持。比如對熊廷弼，外界罵熊廷弼的奏摺，他都留中不發，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摺專奏權，他的每一分奏報，素來以懶惰著稱的明神宗，都親自批閱並回復。正是這種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這些將領的成功。
萬曆之前，明朝歷次戰爭雖然也多是文官帶兵，各部門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約中，通過給予專征文官統一的事權，還能保證權責統一。而到了晚明，這種指揮方式的權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響，經常在重大戰爭中，碰到自己軍隊到底誰說了算的問題，熊廷弼的悲劇就是其中之一，身爲遼東經略，卻毫無實權，聽憑巡撫王化貞瞎搞，最終葬送戰局，並一起陪綁。等到崇禎滅了魏忠賢后，這種局面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極重的崇禎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體戰爭中，就是他不會給任何人絕對統一的事權，反而樂得聽憑下屬臣子相互爭鬥爭權。正是這種猜忌，令明朝軍隊在戰場上付出了慘重代價。
比如崇禎年間以重創農民軍而著稱的盧象升，在皇太極率清軍圍北京時受命救援，被任命統帥全國援軍，可他又開罪於宦官高起潛。結果他名爲統帥，卻被高起潛暗中使壞，辦事處處掣肘搞鬼，而打了敗仗的黑鍋卻由他背，最後他名爲統帥，卻其實只能統帥了五千人駐守鉅鹿，清軍攻打鉅鹿時，他率領五千孤軍浴血奮戰，最終壯烈殉國，而在他身邊，數萬明朝精銳部隊在高起潛的指揮下按兵不動，眼睜睜的看着統帥殉難。
他的死，不但讓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軍事家，更讓明朝的大對頭李自成，少了最恐懼的剋星。
（李自成進京）
而按照明朝“三位一體”的指揮模式，身爲統帥的他應該有絕對的實權，這種悲劇本不該發生。然而在崇禎年間，這種悲劇先發生在他身上，後來又發生在另一位名將孫傳庭身上，最後又發生在寧錦之戰的洪承疇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統帥，兩個殉難一個投降清朝，明朝最後挽救滅亡的機會就這樣喪失，而直接製造了悲劇的崇禎，也最終隨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結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
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北京時，崇禎於煤山自縊身亡，終年34歲，在位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