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用文官,爲什麼明朝也重用文官?明朝文官竟能吊打宋朝文官?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重文抑武或重文輕武是宋朝建立後的國策，由於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權建立了宋朝，且當時五代時期下屬推翻上司奪權稱帝的現象相當普遍，所以對武將非常不放心，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用豐厚的待遇以解除他們對中央皇權的潛在威脅。
到了明朝時期，明朝的軍事制度，一直以來也有一個槽點，那就是：文官帶兵。甚至，連金庸老先生都忍不住感嘆道：明朝文官帶兵並非運氣原因，而是文官確實有這方面的軍事才能。那麼，明朝爲何也有這一傳統，究竟是什麼原因，今天我們就來挖掘挖掘其背後的真正深意。
其實，這一現象是和明朝的軍事制度有着莫大的關係，它主要呈現於明朝的中後期。自明朝建立以來，就實行“專征”制度，尤其是衛所制度發展的越來越強大的時候。所謂的“專征”，就是指受命自主征伐，或者擅自進行征伐。
由於，明朝打仗的時候，都是從衛所中挑出來兵員，組成軍隊之後再由大將率領出徵。這樣一來，士兵與將軍互不相識信任感下降，軍隊的戰鬥力肯定會受到大大的影響。並且，“專征”對領軍者的能力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明朝早期“專征”均是由能人異士擔任，可是，到了建文帝朱允炆時期，就明顯的不行了。朱允炆由於用人不當，靖難之役的時候，近百萬的士兵敗倒在燕王朱棣的十幾萬人面前，最終，朱允炆的結局可想而知，成了成王敗寇。
朱棣登基後將“專征”的重任交予國公邱福，在征討韃靼中邱福全軍覆沒而歸。朱棣只得自行擔起大任親自北征，當然他成功了，也成爲人們口中的“馬上皇帝”。而之後，其重孫朱祁鎮爲效仿他這一壯舉卻光榮“犧牲”，土木堡全軍覆沒，他自己也成爲俘虜。
從以上的歷史事蹟，我們也能看出“專征”有利有弊：
一方面需要避免將領擁有威脅皇權的資本;
另一方面卻對將領的選擇要求很高，否則，一旦看錯人了的話就真成千古恨了。
明朝中前期，多是武將擔任，可是，後來卻發展成清一色的文官。
那麼，這怎麼又給倒回來了呢?
其實，這一轉變，與明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很大相關性。明朝實行分權制度，在中央，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開;在地方，地方兵權與行政權分開。但是，爲了更好的管理，在地方設置巡撫和總督，且這兩個職位都由中央文官兼管，主要負責管轄兵馬，司法大權等。
所以，原本安享太平生活的文官，也就慢慢的被推向了軍事重地。
那麼，文官怎麼會突然摻和到這種事呢?
一是、明朝政治穩定，在太平時期，武將的作用就大大減弱了;
二是、隨着科舉制度的發展壯大，武舉要求武將需精通兵法策略，而且，選拔權也是由文官擔任;
三是、帝王本人爲鞏固自己的皇權，文官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比較深刻，一般不會做出挑戰皇權的行爲，而武將則是帝王忌憚的對象。
因此，文官變成了“專征”的最好選擇。
其實，文官“專征”也存在一定的顧慮，明王朝便設立了一套監督制度，給了武將“總兵”的職務。總兵常駐在地方，既可以統一事權，又可以提升軍隊的戰鬥能力。當然，總兵之上有巡撫的制衡，之後，又設置太監來鎮守地方。
於是，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將相互制約的局面，這就是明朝的“三位一體”模式。
三位一體模式其統領者稱爲“總督”，要運轉好這一模式，需要由極有能力者方能做到，在明朝歷史上除了王驥外，還有一個典型人物，那就是于謙。于謙是北京保衛戰的兵部尚書，執着推行“以文制武”的觀念。到後來，無論是對外禦敵還是對內鎮壓，文官都發揮着很大作用。
這裏，我們也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明朝時期的文官“專征”比宋朝時期的文官“專征”更據效力。
那麼，明朝文官“專征”爲何會弔打宋朝?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
明朝文官“專征”要通過層層磨鍊和考覈，才能擁有這個頭銜及權力。首先“專征”者要有一定的軍事基礎，比如：于謙從小便喜讀兵書;王陽明更是文武雙全，不僅熟讀兵書，還勤加練武，在後來遭遇質疑時，才憑本事，也就是三箭全中靶心來征服衆人。
當然，僅僅靠軍事素養還是不夠格的，在登頂期間還要經過層層考驗，淤血奮戰，真正地從下往上爬。比如，王越就是從一個小小的參謀長參與到軍隊的作戰之中，慢慢積累經驗再到後來的獨當一面，因此，想要在明朝成爲“專征”的領導者，也是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的。
可以說，明朝的這種模式，也培養了不少卓越的文官。
但是，明朝最終走向覆滅，也與這種模式的破壞有着很大的關聯。
其一、明朝黨派的爭鬥愈演愈烈，這就造成了許多軍事才能非凡的文官受到迫害，成爲黨派之爭的犧牲品。
其二、“三位一體”的模式，在明後期成爲軍隊打仗的掣肘，由於，權力的分散，各職位之間相互的不信任，這也導致了明朝在戰爭中屢屢受挫，最終，成爲其走向滅亡的重要點。
參考資料：
【《宋史》、《明史》、《明朝的“三位一體”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