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只有瞭解背景，才能真正瞭解法顯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義。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法顯時代，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系，一是以支讖、支謙爲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是以安世高爲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和大乘都傳進來了。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爲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僞裝、適應，逐漸爲中國人所接受，最後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達到了。
從政治形勢來看，此時中華大地已經分爲南北兩區。西晉亡於建興四年(316年)，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爲突出。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爲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頁)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再次，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最後，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還有一點必須在這裏提一下：許多高僧的活動範圍和影響，並不限於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佛教雖然已經有了堅牢的基礎，但是究其實際卻是送進來的成份多，而取進來的成份少。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隻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前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蹟，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尋經典中，一般說來，也不是漫無邊際地亂搜一氣，而是有目的、有重點的。最突出的重點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瞭解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就會認爲，這樣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經說到，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寺院管理問題。人數少了，只需約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運行。人數一多，就需要比較詳備的條例。舉道安作一個例子。樑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師徒數百，齋講不倦……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見道安門下和尚之多。《道安傳》接着說：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可見道安也感到爲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還是非常簡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較起來，簡直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著述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佛國記》內，廣州被視爲“漢地”，漢族地區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廣東地區在內。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記錄法顯生平的典籍相當多，舉其大者有以下幾種：(一)《法顯傳》，法顯撰述。(二)樑僧祐撰《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三)樑慧皎撰《高僧傳》卷三《法顯傳》。(四)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五)唐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六)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七)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八)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九)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