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爲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豐島海戰的爆發爲開端，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至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告終。
甲午中日戰爭之前，日本人進行了以實現資本主義爲目的的明治維新，我們則進行了一場在強大官僚資本支持下的洋務運動。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礦山、企業，甚至鐵路都轉給了私人經營，而我們竟還有不允許私人開礦山、建工廠的荒唐規定，對民間企業還百般刁難，也不知道李鴻章之流在想什麼。如果非要說李鴻章賣國，這大概是他後來不得不賣國的經濟根源。腐敗的官僚們只知道下館子、逛窯子、娶姨太太，變着花樣壓榨貧苦百姓、手工業者，甚至小業主，不給他們留下任何發展空間，整個社會瀰漫着腐臭的不思進取的風氣。好像只有官僚的洋務工廠纔是民族工業，私人的工廠就不是我們民族的工業發展似的。我們把這種思考逐漸的在社會各個層面上蔓延，籍此製造出各種腐敗的藉口。
北洋水師的命運是悲壯的，愛國將士的事蹟也非常感人，但當時這支水軍幾乎是以親屬和鄉友關係組織起來的，這也是事實，其內部腐敗程度可想而知。我們爲其悲壯感動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自身問題，或者說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麼?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問題，也許正是造成歷史悲劇的原因所在。把這樣大的失敗的責任推給一個人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也說明我們民族到今天也不敢面對這一段歷史。
日本可以傾全國之力擴充海軍，我們的北洋水師卻無力購進新的艦船，官僚手中的洋務工廠也沒有能力對已有艦船進行改造。連我們的教科書也承認，這些洋務工廠勞動效率極低。豈止勞動效率的問題，這種工廠更缺少的是創新的活力和自我發展的動力，就是政府給再多的錢，它也沒有技術能力完成相應發展、改造和技術進步。
不是說我們的工廠缺少技術人才，我們中華民族始終不乏詹天佑、華衡芳、李善蘭這樣的英才，但我們似乎缺少一種更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或者說我們對更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有一種牴觸的心態。這纔是深層次的原因，是生產關係沒有理順造成的問題。到今天爲止，我們也沒有認識清楚其中的真正規律，或者說沒有對規律真正的進行利用，讓這一規律來有效指導我們經濟生活、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再說，這時的清政府也拿不出那麼多錢了，是我們沒錢嗎?難道以當時清政府的地大物博，其財力還不及日本。不!我們當時的財力遠勝於日本。雖然我們選擇了毫無活力可言的官辦洋務工廠的經濟運行模式，但日本列島上有什麼?怎能和還有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清帝國相比。可我們的錢都用在腐敗的勾當上了，雖然內憂外患此起彼伏，可我們就是沒有危機意識。
發展經濟的模式都選擇了大官僚可以隨意控制、擺佈的所謂洋務運動，腐敗的官僚們還給自己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就是向政府要錢的幌子，壓榨百姓的託詞，吹牛皮的說辭。他們百般刁難私營企業，堅定地認爲私營企業的發展就不是國家民族的經濟發展，是迂腐，是奸詐，是自欺欺人，還是自私心理作怪，就只能由後人評說了。
但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甲午戰敗，是《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是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的千載罵名。雖然結果如此可悲，但我們在發展經濟時的思維好像始終走不出洋務運動的思維模式。及至蔣介石統治中國，他也對這種毫無活力的經濟模式情有獨鍾，四大家族暴發戶式的發展就是證明，他們還打出各種政治旗號欺壓小商人，限制他們的發展，腐敗的政客們利用各種可能利用的手段爲自己搜刮錢財，創造各種組織模式爲自己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茅盾老師筆下的《林家鋪子》的倒閉就是當時國民黨的政客們造的孽，是對這種經濟模式的血淚控訴。經濟倒了，平民百姓生活無着落，這樣的國家在戰場上還有勝利可言嗎?難怪在東北、華北、華南，國民黨面對日本人的凌厲攻勢一敗塗地……又想起學生時代問歷史老師的一個問題：“假使帝國主義或者說日本不侵略中國，以當時統治者的腐敗程度，能使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嗎?”老師只是說歷史就是歷史，它不存在“假使”。也正是因爲歷史不允許我們重走，我們才應該更加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