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人們從不同角度分析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有“清政府腐敗無能說”、“李鴻章避戰求和說”、“戰略戰術落後說”、“日本間諜猖獗說”等。其中流傳很廣的是北洋海軍腐朽不堪，軍紀敗壞，訓練廢弛，不堪一擊，是導致甲午海戰最終失敗的直接原因。這種廣爲流傳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它符合歷史的實際嗎？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甲午海戰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原歷史的真相。
“腐朽說”的三大依據
後人立論北洋海軍軍紀敗壞主要有三大史料依據:
其一，1897年姚錫光編撰的《東方兵事紀略》。其“海軍篇”說:“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羣閩人之上，遂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這被視爲北洋海軍腐朽的“鐵證”。由於《東方兵事紀略》被時人推崇爲記述甲午戰爭的權威著作，所以姚氏觀點不脛而走，屢爲後人引用。
1901年，清官員劉錦藻編寫《清續文獻通考》，就沿用了《東方兵事紀略》的說法，還總結出“海軍廢弛久矣”的觀點，“北洋海軍腐朽說”進一步強化。
民國初年趙爾巽的《清史稿》在記述丁汝昌時也直接引用了《東方兵事紀略》的原文。1945年，范文瀾在延安出版《中國近代史》。該書在描述甲午海戰時，也以姚著爲藍本。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範先生在中國史學界的泰斗地位，使得《中國近代史》成爲國人學習中國歷史的經典教材。
其二，“來遠”大副張哲榮甲午戰後的反思呈文。他說:“前琅威理在軍中時日夜操練，士率欲求離船甚難。是琅之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自琅去後，漸放漸鬆，將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間雖照章程操作未必認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勞苦。”1980年陳旭麓先生等人編輯盛宣懷檔案資料時將其選錄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中，此後便被其他論著反覆引用，成爲北洋海軍腐敗的有力佐證。
其三，“主炮晾衣說”。該說以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的敘述最爲典型:“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東鄉原爲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炮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炮上晾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海軍史專家陳悅考證說，這個流傳極廣的故事是日本人編造的謠言。他在《謊言如何成真:北洋海軍主炮晾衣實爲謠傳》等文中指出:這一謠言是日本小笠原杜撰，由田漢傳入中國，再經羅爾綱、唐德剛等人“三傳”，從而在中國廣泛傳播。陳先生對所涉軍艦名稱、東鄉平八郎身份等細節詳加考察，一一駁斥了“主炮晾衣說”。他指出，故事的主角“定遠”，在小笠原的《聖將東鄉全傳》中是“平遠”，在田漢版本中卻變成了“濟遠”。但無論是“平遠”還是“濟遠”，當時都留防國內，根本沒去日本。羅爾綱在《晚清兵志·海軍志》中沿用了田漢的說法，而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將“濟遠”改成了北洋海軍鐵甲艦“定遠”。其實，“定遠”的幹舷非常低，4門主炮並未直接裝在主甲板上，而是安裝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頂部甲板上，因此主炮距離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平時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長度不足2米。因此要攀爬到一個離地3米、長度不到2米，而直徑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曬衣服是何等艱難，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發生從高處摔落的事故。而“定遠”的欄杆、天棚支柱均可晾曬衣物，北洋艦隊官兵軍紀即使真的渙散，也無須爲了曬幾件衣服而冒險。
甲午戰爭後,出現了許多對於丁汝昌個人能力與貪腐問題的批評。
“腐朽說”依據有誇大之嫌
除北洋海軍“主炮晾衣”說被有關專家否定外，另外兩個論據是否屬實？我們認爲，這兩個論據可能部分反映了歷史事實，但有誇大之嫌，不能據此證明北洋海軍的腐朽。這是因爲:
第一，從其他史料來看，這兩個論據並沒有客觀反映歷史的真相。英國遠東海軍司令弗里曼特爾精通海戰，又長期寓居中國與北洋海軍交往，因此洞悉北洋海軍的虛實。他不相信北洋海軍廢弛的傳聞，而以自己耳聞目睹認爲，北洋海軍訓練有素，操演精熟。水師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謂水雷，亦頗不弱。其發炮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瞭然，因此不可藐視。甲午戰後，英國有記者採訪三年前辭去北洋海軍總教習的琅威理。談及北洋海軍，琅威理仍認爲他們操陣很精，射擊頗準，營規很嚴格，士兵都能勤勉於事；而軍官大都留學海外，與西方海軍將領相比也毫不遜色；那些詆譭北洋海軍廢弛的傳聞，都是捕風捉影。琅威理說北洋海軍治軍極嚴，可能有吹噓之嫌，但憑他多年對北洋海軍的瞭解，他堅信北洋海軍不可能一下墮落到腐朽不堪的地步。
二是從甲午海戰北洋海軍實際表現來看，也有力批駁了“北洋海軍腐朽”的說法。在黃海海戰開戰前4小時，丁汝昌還率北洋艦隊在鴨綠江口操練。在黃海海戰中，清軍雖然裝備落後，但士氣高昂。在親歷實戰的洋人眼中，對北洋海軍稱讚有加。德人漢納根說:“遂命開戰，諸華艦頗能如餘之意，直至藥彈罄盡。”可見北洋水兵相當勇敢。當時在“鎮遠”號的美國人馬吉芬也描述道:“及視其次諸官，皆能各司其事，不露膽怯之態，甚屬可恃。水手亦甚得力。”衆所周知，“致遠”號管帶鄧世昌在彈盡“援”絕時率艦勇撞“吉野”，全艦252名官兵英勇犧牲；“經遠”號管帶林永升臨危不懼，操輪撞擊日艦，不幸中魚雷沉沒，全艦270人除16人獲救外全部犧牲；北洋海軍艦長以上的軍官一半以上以身殉職。倘若整個北洋艦隊腐敗不堪的話，又怎會有那麼多錚錚鐵骨的官兵殊死搏鬥呢？
三是上述論據都是在戰後總結戰敗原因時才提出的，有爲清政府和李鴻章開脫之嫌。黃海海戰後，清廷把豐島和黃海海戰的失敗歸咎於北洋海軍的廢弛，但上諭對“廢弛”沒有細化。顯然，這條上諭是以北洋海軍訓練不精來爲清政府掩過。而姚錫光與李鴻章私交深厚，1897年《東方兵事紀略》出版時，李鴻章雖已被解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但仍爲文華殿大學士，依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寵信，所以姚著描述甲午海戰失敗的緣由時，側重北洋艦隊軍紀渙散、訓練廢弛等，而對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李鴻章和清政府諱莫如深。而“來遠”張哲榮對甲午戰敗原因的分析，也不得不顧忌自身處境。作爲下級軍官，他既不敢開罪朝廷，也不敢得罪李鴻章，因此不得不避重就輕，從北洋海軍自身找原因。他對甲午戰敗根源的分析與高承錫、曹嘉祥等其他將士關於武器落後等的分析截然不同。據戚其章在《甲午戰爭史》中統計，甲午戰後，參戰將士紛紛檢討海戰失利原因，他們基本是從武器裝備上尋找客觀原因，而像張哲榮那樣將戰敗歸結於北洋海軍紀律敗壞實屬罕見。張哲榮的說法僅代表了其個人見解，卻沒料到竟被後人廣泛引用，成爲支持“北洋海軍腐朽說”的“鐵證”。
事實上，北洋海軍總體上是一支頗具戰鬥力的近代海軍，其官兵素質在清軍中還屬翹首。
一是北洋海軍的高級軍官大都留學歐美，學習過近代西方海軍技術，具有較高的軍事素質。從1874到1886年，清政府從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遴選出80多名優等生赴歐美留學。這些學生回國後，大都成爲北洋海軍的骨幹。總兵劉步蟾在英國留學時“成績冠諸生”，另一總兵林泰曾也是英國留學生，“資深學優”。還有林永升、林穎啓等將領都才學優長。即使一些將領如鄧世昌等，雖未留學，但刻苦自學，“治事精勤”，也被提拔重用。
二是北洋海軍普通的士兵也經過嚴格西式訓練，具有一定的軍事文化素質。因爲海軍是一個新技術兵種，如旗兵、輪機兵、魚雷兵等，沒多少文化的普通農民是不能充任的。士兵們平時使用英語操練，訓練科目也有一套較爲嚴密的規程。琅威理任總教習時，對士兵要求極嚴，“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
“腐朽說”消極影響不容忽視
甲午戰後，“北洋海軍腐朽說”迅速出爐並不斷被強化。隨着歷史的層層累積，這種觀點被後世史家反覆引用，愈來愈被認爲真實可信。這種觀點廣爲流傳，已嚴重影響到人們對甲午海戰失敗根本原因的正確認識，而且對清末海軍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
一是“北洋海軍腐朽說”的流行掩蓋了對甲午戰敗其他原因的認識。甲午海戰的失敗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因素在起作用，清政府昏庸腐敗、海洋海權觀念落後、戰略指導錯誤、指揮體制陳腐、戰役指揮失誤、陸海軍不能協同作戰等各種因素相互交織，構成了甲午戰敗的多層原因。甲午戰後，清廷上下指斥北洋海軍腐敗，全然不作亡羊補牢，以致1900年八國聯軍再次輕而易舉從海上將兵力運到大沽和塘沽，從容進入天津。
二是“北洋海軍腐朽說”的流行使清政府不能正視自身錯誤，對海軍建設做出了錯誤抉擇，影響了清末海軍的發展。甲午戰後，清政府錯誤地認爲，北洋海軍耗費了大量錢財卻腐敗渙散、不堪一擊，因此發展海軍已無多大意義，於是因噎廢食，1895年撤銷了海軍衙門，接着停辦海軍內外學堂，而且任由俄、德、英、法等國霸佔海軍重要港口如旅順、膠州灣、威海、廣州灣等。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時，清廷議和大臣甚至建議將“海天”、“海容”等5艦撤售，以向列強表明中國無海防的決心，後經葉祖珪力爭才作罷。由於清廷對北洋海軍的失敗一直耿耿於懷，將失敗原因歸罪爲海軍腐敗，所以清末新政中編練的新軍基本是新式陸軍，海軍則日益萎縮，清末海軍發展每況愈下，萬里海防形同虛設，以致日俄兩國肆無忌憚，公然在中國領土上開戰。這些教訓都是極爲沉痛的。
三是“北洋海軍腐朽說”的流行影響了對北洋海軍的正確認識。有的人只看到了北洋海軍存在的腐敗現象，而忽視了北洋海軍大多數官兵所表現出的不畏強敵、視死如歸的戰鬥精神。我們不能一葉障目，而應看到北洋官兵的羣體形象，並對他們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