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這一現象，早在唐代就已經有了。唐代有個人叫馮宿，文宗時擔任東川節度使。任職期間，他曾經給皇帝上表請奏：“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意思是説，劍南兩川和淮南幾個地方，居然擅自印曆書的盜版，必須得下令禁止才行。
在古代，曆書是很重要的，農民耕種都需要依歷而行。萬一曆書印錯，種地要出大亂子。唐代的歷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沒想到政府還沒公佈呢，盜版曆書已經在各地亂飛了。朝廷對此事很緊張，盜版分利是小事，萬一裏面印錯了日子耽誤了農時，那可就是大麻煩了，立刻下令禁燬緝拿。
馮宿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盜版曆書果然鬧出亂子來了。
僖宗那會兒，朝廷權威已經給毀得差不多了。黃巢一來，他只能逃往四川。朝政都顧不及，更別説曆書這點小事了。於是在這時候，江東一帶的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盜版曆書，錯謬百出，連大月小月都搞錯了。當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對不上，打了起來鬧去衙門。
官員居然回答：“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他覺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爭的，純粹浪費時間，全給攆出公堂去了。
可見這盜版之害，從唐代開始就是有的。
到了宋代，盜版更加猖獗。這些宋代的盜版商人膽子超大，不光盜印名人著作，連政府公務員用書都敢盜。慶曆年間杭州曾經出過一個案子，有一個當地官員把宋代的刑法全書《刑統律疏》偷偷改了個名，叫《金科正義》，然後偷偷刻版往外賣——你説這得有多猖獗。
朱熹都被盜版商整過，朱熹的表侄子，也遭遇過類似的事情。朱熹這表侄子叫祝穆，喜歡旅遊，後來寫成一本書叫《方輿勝覽》，結果書剛出不久，便被人給盜版翻刻成了《節略輿地紀勝》。
祝穆大怒，告去官府。
官府連忙發佈公告：“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近日書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見編輯，專一翻版，竊恐或改換名目，或節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閲，實為利害。……兩浙路轉運司狀，乞給榜檄約束所屬，不得翻刻上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
官府將盜版商繩之以法，算是給讀書人出了口惡氣。
宋代總體來説，對盜版的打擊還是挺給力的。羅璧《識遺》一書説：“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如果你刻的是經書，得提請國子監審查。如果你刻別的書，也得先刻一本出來，給有關部門審核，別是抄別人的。
這麼嚴格的審核，實在是因為被盜版商給整怕了。那些商人不管校對，印刷又糙，紙張也不好，經常錯謬百出，誤人子弟。
有個段子。宋人曾經遭遇過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經》，前頭幾頁還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後來突然就冒出來一句，“佛説是經已，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這怎麼回事?一查，原來這是拿串了雕版，稀裏糊塗愣是把釋道經典給擱一塊了。也好，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
關於盜版的質量問題，歷朝歷代沒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軒論詞》裏講了個故事，説《朝天續集》有韓信廟詩，“淮陰未必減文成”，後來被麻沙本給盜了，錯寫成了“淮陰未必減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宋朝麻沙這地方，是盜版書的大本營。到了晚清還有人抱怨：“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這就是生生看盜版書把眼睛給看近視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還講了個考辯的故事：“……此本《目錄》末有‘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為何許人。書中所記皆北宋事蹟，體例與《宋史全文》約略相似，而闕漏殊甚。蓋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其名以售欺也。”——標準的盜版。
所以這盜版之惑，自古已成痼疾，時至今日，愈加猛烈。這種現象何時才能徹底泯滅，恐怕是每一個愛書之人都常思之而不可得的疑問吧。(文/馬伯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