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古代城管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城管可以説是近些年來伴隨着城市化，才誕生的一種城市管理職能體系。對於城管這一職位許多人可以説是又愛又恨。但是，其實早在古代就有了城管了，而且當時的城管權力還不小。
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夏商周三代時期，江淮之間的凌家灘，太湖流域的良渚，黃河沿岸的諸多遺址，都是當時初具規模的城市遺址。
圖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但是規模和功能上，大多數的城市遺址還是與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差距甚大。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城市已經人口非常多了。
有記載一個城市有七萬户人家，按照最低標準一户三口人來計算，這座城市的人口數量就達到二十一萬人，更何況古代人講究三妻四妾多代同堂，這一座城市的具體人口只會更多。
到了秦漢之後，各種大城市就更多了，西漢朝長安城，相比同期的羅馬城，面積大了三倍不止，人口上達到八萬多户。
到了唐朝，十萬户以上的城市都有不少。各大城市以洛陽長安最為繁華。
圖注：影視劇中的長安西市
《長安志》西市記載，“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積集。”
而長安的東市也是特別繁華，有記載當時東市爆發大火，一下燒燬門面四千多家，雖然損失慘重，卻也只是唐朝東市的一部分。
城市人口如此眾多，各種瑣事層出不窮，古代如何治理人口如此龐大的大都市呢?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古代君王早早的意識到這點，要想讓國家有秩序，必須要設定法律作為規則。
除此之外也要有監管的人，否則制定的規矩就形同虛設。於是在這樣的需求下，最早的城管就應運而生了。
在《莊子》中，就提到了戰國時期監市一職，主要負責查看販賣的豬的肥瘦情況如何，這便是古代城管的雛形。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莊子·知北遊》
古代的城管職責範圍較廣，相比於現在，城管大小事情都要管。史料記載古代城管除了要管理包括衞生、建築、交通、防火緝盜等職責。
同時還要管理當地的商業，需要把控物價，保證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簡直就是一個全能的綜合執法部門。
城管：伴隨城市一同出現
古代對於城管的叫法多變，可以稱為胥、卒、市吏、監市等等。
這也是因為當時並沒有成立專門的機構或者職能部門，組成市吏的成員比較複雜，通常都是從軍官中選拔。還有很多文官願意從事這一職位。
漢唐時期所任市長的京兆尹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工作並不僅僅是管理城市治安，還需要為城市建設招商引資，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來帶動百姓經濟，提高gdp。
古代早期市吏一職大多是當地駐守的士兵充當，本身城管維護治安就有防禦需要，軍人有強迫的體力，是最適合這個角色的職業，所以現在常見的武裝城管，也並不是首次出現，早在古代就用武裝力量來遏制市場上不公正的事情發生。
在北宋都城東京開封，朝廷為了方便管理京城外的街市不發生動亂，設立專門管理街道的街道司。
這個組織機構規模龐大，由五百名士兵組成執法隊伍，分別分派到各個細小街道進行執法，以便隨時響應統治者頒佈的政策。
除此之外他們還要保證開封的交通秩序和環境衞生達標，畢竟都城是皇帝所居住的地方，經常有外來的大臣拜見，自然需要對街市也嚴加管理。
而且還要“灑掃街道、修治溝渠……”這又是兼任了環衞的功能。官員貴族出行，都需要街道司上前開道。
明朝君主在北京設立五城兵馬司，相當於現代的武裝部隊，他們需要承擔城管局的大部分工作，根據《明史》記載“巡捕盜賊，疏理街道溝渠及囚犯、火禁之事。”都是他們分內的工作。
到了清朝後期，因為不斷有西方文化湧入，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這才引進了西方的城管制度。也就是設立專門的警察機構，管理當地的治安。
而天津因為距離北京很近，有開放了通商口岸，面對大量的通商、外事需求，這也催生出中國第一個警察機構——天津警官廳。
這個時候的警官廳管理的範疇和現代相似很多，除了要負責當地的社會治安外，也要管理市容市貌，交通運輸和市場的秩序，可以看出職責範圍還是和百姓生活安定息息相關的。
自古以來市吏，一般都採用暴力和罰款作為管理方式
城管暴力執法的事情，在今天也是大家十分敏感的話題。認為城管所賦的職責權力太大，這種情況在古代更為常見。
剛才也説了，最早城市的出現和交易市場的興起息息相關，所以古代的市吏很多都需要管理市場。而這些市吏他們大多是軍人出身，習慣用軍隊裏強硬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古代的城管大多隨身攜帶攻擊性武器上崗。
周朝城管隨身攜帶鞭子或者兵器，一旦遇到違法亂紀的小事，也會用武器來震懾。百姓的軟弱讓他們發現這種暴力執法效率最高，所以對於弱小的商販，他們往往選擇用武力快速的解決。
而對於那些有權有勢的貴族，他們也怕惹麻煩上身，所以驅趕的語氣都會温柔一些，甚至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其違法行為忽視不理。
《胥條例》中提及：“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可見古代的城管執法一直都採用這種暴力的形式，古代封建社會所存在的階級層次，也影響着百姓的生活各個方面。
市吏的出現意味着社會的秩序需要調整
之所以會出現城管、市吏這類人羣的需求，就是因為市場上經常會有人違背法律規定，所以需要一羣監管者。
在古代同樣會出現兩類監管難題，商户為了突出自己的攤位或者擴大攤位，都會出現佔道經營和違章建築的問題，雖然多次警告，但是屢禁不止。
古代的城管市吏對此也傷透腦筋，經常散發處罰通知。
哪怕是在盛世唐朝的長安、洛陽一類的大城市，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不少商户為了擴大自己的店鋪面積，非要在門店的前後左右多搭建一塊偏鋪，很影響其他商户或者行人的通行。
唐中宗景龍年間這種情況更是猖獗，朝廷不得不頒佈敕令，發佈了一條最高級別的通知：“兩京市場上各行業，凡自有正鋪者，不得在鋪前再建造偏鋪。”
宋朝將這種佔道經營的行為叫做侵街，並且想出一招，在道路兩旁設立表木標記店鋪範圍。
商人可在表木範圍內正常經營，但是超過表木的部分就屬於違反規定，一旦超過就要被制裁，這對城管來説也工作更方便，只需要查看是否有人超出越界就可以判定。
整改違規商户作業者
北宋宋真宗時期，朝廷曾經下詔開封府，要求全面整改，拆毀都城中所有的違章建築。而其後代繼任者，宋仁宗也做出了同樣的指示，限開封府一個月內，將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都拆毀。
明清時期，城市發展快速經濟和社會都有很大的發展，商業存在的地方違法佔道的問題也越多。
清末首個天津警察廳的成立，馬上發佈了《整頓路政辦法四條》，其中就有在馬路街道兩旁各個商鋪有安設風擋，佔用邊道者一律拆除，鐵鋪、石鋪、木器鋪以及各種洋廣雜貨等鋪，在門前堆積雜物材料，佔用管路者一律清退。
從天津警察廳發佈的內容來看，可以看出清朝這種違法亂紀的現象十分嚴重。從歷朝歷代皇帝對這件事的重視，也能夠看出城市管理中這兩項違法亂紀的現象對城市建設影響重大。
城市管理並非單純依靠暴力就可以解決，古人也深得其理所以想出不少管理的手段。最值得借鑑的就是城管立法而不是單純的依靠暴力和罰款。
違規行為屢禁不止，歷朝歷代延續整治
唐朝在城管立法上最為成熟，歷代後世多有效仿。
《唐律》記載：“距府十丈無市，商於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
這點針對攤位的設點有嚴格的規定，攤位要遠離政府公務建築三十米開外，距離民房也要有一點五米的距離，一旦被發現違反者會有嚴厲的懲罰。
《唐律》中記載：“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
《宋刑統》中記載：“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牆以出穢污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
一旦有人違反條例，影響了公共衞生被上層領導發現，不但違反者需要受罰，就連市吏也要受到監管不嚴的責罰。
而明太祖朱元璋以狠治國著稱，《明會典》記載：“凡侵佔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其穿牆而出污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
另外，明代破壞公共建築，不按規定行車，在禁區內擺攤設點、取土作丕、隨地大小便者一律問罪。
違反者會被帶上枷鎖街頭示眾一個月，可見這種懲罰過於嚴厲。
總結：
關於維持城市的社會秩序，其實歷朝歷代的監管制度都十分嚴格，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監管力度更是嚴格。
畢竟哪怕是在盛世大唐，也會有違反規定的人出現，所以説城市的城管在維護城市長治久安上起到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唐律》、《宋刑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