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蔡元培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是他51歲，到61歲卸任，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5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而不準。
第一任校長——孫家鼐(任期1898年7月——1900年春)
孫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咸豐期間狀元，與翁同龢同爲光緒帝師，累遷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戶部尚書。1898年爲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被聘爲總教習。
雷人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孫家鼐強烈反對爲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和李鴻章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的見解不謀而合，從而與主戰派、光緒的另一位師傅翁同龢對立。這兩位皇帝的師傅對德宗皇帝都能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翁同龢憑藉口才與其擁有衆多門生、故舊佔了上風。
第二任校長——許景澄(任期1900年春——1900年8月)
許景澄(1845—1900)字竹篔(yún)，一作竹筠。浙江嘉興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同治七年進士。歷任駐法、德、意、菏、奧、比六國公使。同治二十四年(1885年)九月，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左恃郎，改吏部，又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
雷人事：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並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他上書慈禧太后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后大爲震怒，許景澄被慈禧定爲“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於同年(1900年)7月28日在北京被處死，時年55歲。相傳許景澄被判時，還惦記着京師大學堂的經費，把存在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辦學經費銀子的存摺取出，交給當局，囑咐防止外國人賴賬。
許景澄
第三任校長——張百熙(任期1902年1月——1904年1月)
張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號潛齋。湖南長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任內閣學士，主管京師大學堂事務。1902年1月10日，張百熙被任命爲管學大臣，負責制定大學堂章程。1902年1月——1904年1月擔任過北京大學的校長。張百熙最爲突出的是對近代教育的卓越貢獻，是名符其實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者。
雷人事：張百熙於1898年戊戌變法前就以經濟特科薦康有爲，認爲康有爲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幹，必須予以重用。戊戌變法失敗後，張百熙因爲曾舉薦康有爲而獲罪，被革職留任。
張百熙
第四任校長——張亨嘉(任期1904年1月——1906年2月)
張亨嘉(1847—1911)，字燮鈞，號鐵君，侯官今福州市人。光緒九年癸未科2甲62名進士。光緒二十七年，出督浙江學政。旋迴京，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1898年籌設的京師大學堂，爲當時全國新型最高學府，八國聯軍侵華後停辦。1902年正式恢復，清廷命張百熙爲管學大臣。1904年1月，朝廷批准《奏定大學堂章程》，改管學大臣爲總理學務大臣，以統轄全國學務。2月6日，孫家鼐受任首任學務大臣;另設大學堂總監督一職，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務，張亨嘉由大理寺少卿、原浙江學政被任命爲總監督。
雷人事：張享嘉任京師大學堂校長那天，發表了堪稱史上最短的就職演說，只有14個字——“諸生聽訓：諸生爲國求學，努力自愛。”
1905年5月28日至29日，京師大學堂舉辦北大歷史上的第一次全校運動會，競賽項目有20個之多，張亨嘉作《大學堂召開第一次運動會敬告來賓》文，提出：“蓋學堂教育之宗旨，必以造就人才爲指歸，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體育而後爲完備。”“乃知非重體育不足以挽積弱而圖自存。”“今日特開運動大會，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樹中國學界風聲而化。”他親手開創了京師大學堂的優良學風，爲該學堂以後成爲聞名於世的“北京大學”，貢獻良多。
第五任校長——李家駒(任期1906年3月——1907年8月)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樑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雷人事：在京師大學堂任上，李家駒幹了一件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事，爲北京大學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筆。在他上任以前，張享嘉曾在外籍教師倡議下搞過第一屆運動會，但無論參加人數、觀衆人數還是影響力都乏善可陳。李家駒上任，擔任第二屆運動會的“會長”，親力親爲，讓中國人擔任裁判，首次組織女生參加比賽，轟動一時，觀衆人數超過萬人。比賽的前兩天，李校長穿戴官袍，招待來賓。到了最後一天教職員工比賽，只見他急急忙忙來到操場，脫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褲，站到300碼起跑線上。發令槍響，李校長健步如飛，在全場一萬多人的助威聲中，第三個衝過終點。比賽結束，他得意地對旁邊的人說：“老夫聊發少年狂吧!”李家駒這一“反傳統”的舉動，得到當時開明報章的大力揄揚，也帶動了中國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李家駒自稱“老夫”，其實並不老，這一年只不過30多歲。
李家駒
第六任校長——朱益藩(任期1907年8月-----1908年1月)
朱益藩(1861年7月1日—1937年3月10日)字艾卿，號定園，江西省蓮花縣花塘村人，朱熹後裔。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南書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調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派充廷試赴日、赴歐遊學畢業生監考官及閱卷大臣;1909年(宣統元年)欽命爲廷試遊學生閱卷大臣;1911年(宣統三年)授副都御史，後授毓慶宮授讀，毓慶宮行走、少保、太保、賞紫禁城騎馬、乘坐二人暖轎、誥授光祿大夫、賜諡“文誠”。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的師傅”即末代帝師。還是江西曆史上出任全國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前身)總監督的第一人。
雷人事：雖爲清朝遺老卻抵制張勳復辟。1917年張勳在北京宴請朱益藩，圖謀一同舉事。朱益藩勸張勳，形式非比昔日，大小軍閥虎視眈眈，正要準備互相殘殺，把溥儀擡出未必收拾得了局面，靠那三五萬辮子兵，根本坐不住。張勳復辟後，給“皇上”請安謝恩的人堆兒裏也沒有兩代宗師朱益藩的影子。朱老先生此舉不是表明他對清室不忠，也不是說他是個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能說明他能權衡利弊，順應民心，是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作用。
九二四年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由朱益藩爲其管理“清室北京辦事處”，仍負有爲溥儀謀劃之責。“九一八事變”後，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態度鮮明;溥儀出關，他不但不隨行，而且至死沒去過長春。
第七任校長——劉廷琛(任期1908年1月-----1911年12月)
劉廷琛(1867——1932)，江西德化人(今九江市)，字幼雲，號潛樓。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1906年任陝西提學使，後任學部右參議，京師大學總監督(北大校長)，學部副大臣等職，曾於宣統元年向溥儀進講。辛亥革命後，熱衷於參與策劃復辟清王朝的活動，張勳復辟時，劉廷琛被任命爲內閣議政大臣，張失敗後，劉廷琛隱居青島，以書畫自娛。爲當時島上三翰林之一。1932年7月5日，劉廷琛病逝於青島。
雷人事：劉廷琛以書法漂亮而聞名，但寫過之後，他從來不收錢，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頓。甚至到眼睛快瞎了的時候，他還在條幅上書寫了自己的長篇詩詞。有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爲自己拙劣的作品尋找市場，可當聽說這樣的事情時，他從來不生氣，只是付之一笑說，“那些知道我的人不會受騙，其他的人不值一提。”日本人提出了掠奪中國最後自由的“二十一條”，劉廷琛淚流滿面，像孩子一樣哭泣着：“事情變成這樣，全是我們的錯。沒有人讓我們去保衛自己的王朝，現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經一文不值了。”天黑之後，他比以往更甚地狂飲。房間裏迴盪着他的狂笑聲，直到最後一支蠟燭熄滅，醉醺醺的客人們蹣跚着走上回家的路。
第八任校長——柯劭忞(mǐn)(任期1910年12月——1911年12月)
柯劭忞(1848年-1933年)，字鳳孫，山東膠縣人。清光緒進士。民國初年國學家、史學家。曾任輔仁大學(北京)董事會董事。1910年9月至1911年11月署理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雷人事：柯劭忞自幼喪父，由母親李長霞教撫養長大。柯劭忞博覽羣書且過目不忘爲第一雷;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柯劭忞感念前朝恩澤，以遜清遺老自居爲第二雷;柯劭忞獨力撰著《新元史》並由徐世昌明下令列入正史——爲第二十五史，此爲第三雷。
柯劭忞
第九任校長——勞乃宣(任期1911年12月——1912年2月)
勞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號玉初，別署矩齋，晚號韌叟，原籍浙江桐鄉，生於直隸廣平(今河北永年)。清末官員，學者。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對義和團甚爲反感，主張加以鎮壓。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勞乃宣升四品京堂，任憲政編查館參議。宣統三年(1911年)11月，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監督，兼署學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他還曾任資政院議員。勞乃宣是著名的等韻學家，曾出版的《等韻一得》一書。他也曾參與清末的切音字運動(即拼音文字運動)，依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增訂成“合聲簡字”，除了《京音譜》(北京話)外，還有《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蘇州話)和《閩廣音譜》(廣州話)等方言切音字。
雷人事：勞乃宣堅持以封建三綱五常爲修訂法律的根本原則。他認爲，中國是“農桑之國”，產生家族宗法倫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太平，由此產生家族主義的“家法”。他向憲政編查館上《修正刑律草案說帖》，提出要把千名犯義、犯罪存留養親、親屬相姦、親屬相盜、親屬相毆等“舊律有關倫常諸條逐條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張勳復辟討逆軍即將攻入京城，張勳任命的僞官個個四處逃散，唯獨法部尚書勞乃宣誓死不去：“如今之計，唯有抱定一個主義，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現在就在大堂之上，懸掛一條巨大索，若是叛軍入城，我就在這裏懸樑自盡，效忠皇上。”但張勳復辟於1917年，勞乃宣終老卻在1921年，可能是要自盡時被人救了吧。
民國初年，頑固的勞乃宣發誓不做民國的官，對現代法律一無所知。爲防止別人譏笑他不知法律爲何物，勞乃宣從琉璃廠買了一部《大清律例》，從早到晚，每日捧讀：“大清帝國當然該用大清律例，什麼新法律，我不要看!”勞乃宣的頑固與滑稽可見一斑。
第十任校長——嚴復(任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漢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嚴復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裏。1866年，嚴復考入了家鄉的馬尾船政後學堂，主要學習駕駛專業，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爲讚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積極倡導西學的啓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於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嚴復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羣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爲系統地引入中國，啓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爲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出任北大校長。
雷人事：與孫中山政見不同。1905年初，孫中山自紐約抵達倫敦，拜訪嚴復。嚴復認爲：“當今之計，惟急從教育着手，庶幾逐漸更新。”孫中山則認爲：“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最後不歡而散。
吸毒成癮。嚴復中年以後，爲減輕病痛而吸食鴉片成癮，晚年多種疾病纏身，受氣喘、腹瀉、失眠等症長期困憂。1921年10月27日，肺病加劇，離世。
第十一任校長——章士釗(任期1912年10月——1912年12月)
章士釗，字行嚴，筆名黃中黃、爛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漢族，湖南長沙人，(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高級民主人士、學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第二任館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1911年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廣東軍政府祕書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1912年10月，北大第十任校長嚴復辭職後，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爲北大校長(1912.10-1912.12)。兩個月的任期，是北大最短命的也是沒有實際到任的校長。北大曾發生挽留嚴復與反章的學生風潮。章士釗推辭，“遲不赴任”，袁世凱又任命馬良(馬相伯)爲代理校長。馬良因向比國銀行貸款，以學校地產爲抵押被學生指責爲“盜賣校產”而辭職。著名外交家、中國前外長喬冠華第二任妻子章含之便是章士釗的養女。
雷人事：拋出著名的“毀黨造學說”。1912年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爲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譁，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
第十二任校長——何燮侯(任期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何燮侯(1878—1961)何燏時，字燮侯，教育家，諸暨楓橋趙家人，生於光緒四年戊寅(1878年)。父何蒙孫，晚清秀才，擅書法，熱心鄉里公益。幼年讀四書、學古文，16歲跟趙纘侯習數學。1905年7月，他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爲中國留日正規大學畢業第一人。1912年12月，接首任校長嚴復辭職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13年11月因與當局意見不合，辭職南歸。1949年9月，何燮侯應邀參加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出席開國大典。歷任政協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ZF監察委員，浙江省人民ZF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54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浙江省委員會成立，當選爲主任委員。1961年，他因感冒風寒，引發心臟病、肺炎，於4月21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3歲。
雷人事：真正北大第一任。1912年11月，國民ZF推行重教興國政策，將原京師大學堂改稱國立北京大學，何燮侯被任命爲校長。可以說，何燮侯先生是真正的首任北大校長。
第十三任校長——胡仁源(任期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胡仁源(1883—1942)，浙江吳興人。1899—1901年在南洋公學師範班學習。1902年科舉及第，進京師大學堂學習，後留學日、德、英等國，畢業於英國推爾蒙大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預科及工科學長，1914至191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1—1925年任交通大學機械科教授、鐵路管理科科長。1913年11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14年1月4日北大校長何燏時辭職，由胡仁源繼任。翻譯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蕭伯納的《聖女貞德》。
雷人事：當面質問魯迅。20世紀初，魯迅在日本留學創辦文藝雜誌《新生》時，他的同鄉、同期留學日本的胡仁源當面質問魯迅：“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麼用處?”魯迅輕描淡寫地說：“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這便是好處。”耐人尋味的是，在發表文學(文化)無用論之後僅僅7年，即1914年，學工出身、崇尚實業救國的胡仁源卻當上了北大校長，再過12年，即1926年，胡仁源又登上了教育界的權力最高峯——教育總長的寶座(任期僅兩個月)，實實在在做起了文化有用的事情，用實際行動推翻了自己當初對魯迅的質問，甚至還和魯迅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
第十四任校長——蔡元培(任期1916年12月——1927年7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漢族，中國紹興山陰人，原籍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892年，光緒十八年蔡元培25歲時，經殿試中進士，被點爲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爲二甲三十四名(非常優秀的成績等於全國統考第三十七名)，內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蔡元培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爲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爲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並舉的教育方針和“尚自然”“展個性”的兒童教育主張。其72年的人生歷程，先後經歷了清ZF時代、南京臨時ZF時代、北洋ZF時代和國民ZF時代，一路經歷風雨，始終信守愛國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於廢除封建主義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國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礎，爲我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爲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蔡元培
第十五任校長——劉哲(任期1927年8月——1928年6月)
劉哲(1880-1954)，字敬輿，吉林永吉(今吉林省九臺)人。世代農耕之家。
1900年，劉哲考入北京大學師範科、後轉入北京大學文科學習，26歲時畢業。北京大學畢業後，他曾去日本作過短時期的留學生，不久便歸國了。曾任吉林政法專門學校校長、吉林省參議院議長。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陸海空大元帥職，8月，與張作霖過往從密的劉哲出任當時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兼京師大學堂校長、京大美專部學長。1928年3月1日，又被任命爲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此後任職頗多。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哲隨蔣介石去臺灣，1954年以監察院副院長之位客死臺灣，終年74歲。
1927-1929年間，北大處於動盪之中，並遭到嚴重摧殘。奉系軍閥攫取北京政權後，於1927年悍然宣佈取消北大，與北平其他八所國立大學合併爲京師大學校。1928年南京國民ZF先將其改爲中華大學，復改爲北平大學，復改爲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劉哲就是在這段動盪時期任職“北大”校長的。1929年北大宣佈自行復校，國民ZF於8月6日將北大學院改爲國立北京大學。
雷人事：追隨張作霖，險些被炸死。1928年6月3日晚6時，張作霖離開北京大元帥府，乘坐由奉天迫擊炮廠廠長沙頓駕駛的在英國制的黃色大型鋼板防彈汽車，奔往火車站。隨行的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惠德、於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兒子張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人。張作霖的專車22節，是清朝慈禧太后用過的“花車”，裝飾非常華麗，他乘坐的80號包車在中間，包車廂後是餐車，前邊是兩節藍鋼車，裏頭坐着潘復、劉哲、莫德惠、於國翰等人。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作前衛。晚上8時，專車從北京車站開出。4日清晨5時23分，當張作霖乘坐的專車鑽進京奉(北京至瀋陽)鐵路和南滿(吉林至大連)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日本關東軍大尉東宮鐵男按下電鈕，一聲巨響，三洞橋中間一座花崗岩的橋墩被炸開，橋上的鋼軌、橋樑炸得彎彎曲曲，拋上天空，張作霖的專用車廂炸得只剩一個底盤。吳俊升炸得血肉模糊，頭頂穿入一個大鐵釘，腦漿外溢，當即死亡;張作霖被炸出三丈多遠，咽喉破裂;日籍顧問儀我滿面是血，抱頭大叫;校尉處長溫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腳趾頭;莫德惠、劉哲等人也受了重傷，後經過長時間救治方告痊癒。
第十六任校長——李煜嬴(任期1928年6——1929年1月)
李煜瀛(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字石曾，筆名真民，石僧，晚年自號擴武，河北高陽人。李鴻藻第三子。中國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曾爲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發起和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爲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李煜瀛出生於晚清的一個顯宦之家。其父李鴻藻在清同治年間曾任軍機大臣，在以保守著稱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煜瀛是李鴻藻的第三子，6歲即熟讀詩書，15歲從京城名儒齊禊亭習漢學，積累了深厚的國學根底。1927年6月，北伐成功，北京改名爲北平。國民ZF任命李煜瀛爲國立北平大學校長(次年出任)、師範大學校長、及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等職務。1973年李於臺北病逝。
雷人事：“豆腐博士”李煜瀛。1902年，李煜瀛隨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李煜瀛在法國學習農業3年，隨後進入巴斯德學院及巴黎大學理學院研究生物進化哲學等學科。並且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大豆的功用，以法文發表《大豆》專書，他是中國人最早在法國發表學術論文者。1909年，當時法國牛奶供應短缺，李煜瀛便設法將豆腐介紹到西方，並邀同窗鄉友齊竺山等在巴黎創設了一家“豆腐公司”，因而獲得豆腐博士的雅號。李煜瀛還在巴黎破天荒地開辦法國第一家中國餐館，名爲“中華飯店”，成爲留法學生海外創業第一人。有趣的是，“豆腐公司”及中國餐館的創建爲後來漂泊歐洲的國人提供了做工創業的機會，而且更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第十七任校長——陳大齊(任期1929年1月——1929年8月)
陳大齊(1886年8月22日——1983年1月8日)，專長普通心理學，中國現代心理學家，中國現代心理學的先驅。字百年，浙江海鹽人。1886年8月22日出生。少時在海鹽尚書廳徐氏家塾就讀，後至上海廣方言館習英文。1901年，陳大齊進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學堂學習。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留學日本，入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後入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門，專攻心理學，獲文學士學位，於1912年畢業。回國後，1912年(民國元年)任浙江高等學校校長，兼浙江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1913年春任北京政法專門學校預科教授。1914年起任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陳大齊於1917年在北京大學創建了我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對我國早期心理學工作具有開創性的影響曾任浙江高等學校校長，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代理校長。去臺後，任臺灣大學校長。1983年1月8日卒於臺灣。
雷人事：舊文化是臭大糞。1918年，陳大齊與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護眼珠與換回人眼”的話題，討論中國的教育問題。陳大齊在信中形象地將舊文化譬之爲臭糞，而“我們中國人苦於沒有辨別力，不知道哪種是糞，哪種不是糞”，呼籲錢玄同用些心力，“編一部《糞譜》，……使我們同胞見了，也可以知道糞的所在”。陳大齊還講了這樣一個笑話：一個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醫生。那位外科醫生說他的眼睛不乾淨，便拿出來洗一洗，然後放在院子裏曬，沒成想讓從天而降的老鴉銜走了。這位醫生很聰明，便給這個人換了狗眼，於是，從此以後，這個人香臭不分，把糞當做香噴噴的食物來吃。陳大齊說，“這個外科醫生很是可惡”，恨不得人人都換上一隻狗眼。所以，保護眼珠和換回人眼，“這真是中國社會上頂大的問題呢”。選錢玄同對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張口綱常名教、閉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這種亡國滅種的圈套來陷害青年”。
第十八任校長——蔡元培(任期1929年9月——1930年12月)
蔡元培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是他51歲，到61歲卸任，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5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而不準。
七次辭職，各有原因。第一次辭職是因爲張勳擁宣統廢帝復辟，他離京到了天津，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過復辟鬧劇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於當月23日回北大。第二次辭職是因爲北大學生要到北洋政府請願，反對中日一個軍事協定，他勸說不成，當天請求辭職。第三次辭職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北大學生。他奔走要求釋放，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實際上他也是以辭職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結果因爲政府一再挽留，包括總統徐世昌在內，他辭職不成。第四次辭職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職員因爲不信任教育部，全體停止職務，他作爲校長當然要辭職。第五次辭職原因有點例外，因爲北大學生髮生講義風潮，對講義收費不滿而鬧事。他憤怒了，甚至對學生說：“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歷煉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蔣夢麟記得他還說“我和你們決鬥”。這次風潮由胡適調停解決。
第六次辭職是因爲曾經在北大任教、當時擔任財政總長的羅文幹被冤枉逮捕，本來司法機關查無證據將羅放了。不料教育總長彭允彝竟然在國務院會議上提案將羅再抓起來。他了解羅的人格和清白，爲了抗議行政干預司法，不與違背法治、腐敗無恥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總統和教育部提出辭職，並公開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辭職聲明。還寫了一篇《關於不合作宣言》的文章，發表在上海《申報》。直到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邊“平湖秋月”的大楊樹下，他還要和胡適商定三個稿子，分別是給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北大教職員和北大學生會的公開信，繼續他和軍閥政府的不合作。他的這次辭職社會反響很大，輿論強烈，彭允彝也因此下臺。總統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辭職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蔣夢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終沒有免他的職。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後，他從歐洲回國，第七次提出辭職，仍沒有獲准，但他沒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師生和北京九個學校的懇切挽留，又沒有辭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軍閥張作霖取消北大改爲京師大學校，他的校長名義才取消。
蔣夢麟
第十九任校長——蔣夢麟(任期1930年12月——1945年10月)
蔣夢麟(1886年-1964年)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爲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祕書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等職。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後，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1964年病逝於臺北。
雷人事：寧願政府殺我頭。1959年，蔣夢麟因在臺灣地區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此番言論很默契地與海峽對岸的馬寅初形成了呼應——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聲明”，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爲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