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我國古代封建王朝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說起這個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關於元朝的科舉制的研究歷來是學界之熱，在近幾十年裏更是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
縱觀前人研究成果，大都指出了元科舉制的獨特性，即區別於其他朝代科舉的特點。
同時也理性看待了元科舉作爲一項政治制度，在維護統治方面起到的作用，即與其他朝代相比，科舉存在的普遍意義。
對於元朝科舉的獨特性，前人已有較爲詳細客觀的概述：“時間短、規模小、錄取人數少”，並且“帶有民族歧視色彩”。
關於前者的產生原因，學者大都持相同觀點，認爲：
蒙人對漢人及文化極爲冷漠，且“蒙古人的目標在於征服，實現目標的方式就是武治”。
對於後者，即科舉制中出現的民族歧視，也有客觀深刻的探究：
元朝科舉考試確實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視傾向…… 但這主要基於蒙古人承認差異，區別對待的權力民族配額制度 的需要。
相比之下，更多的學者集中在探究廢除科舉或是非正常行使科舉對士人階層帶來的影響上。
例如對“九儒十丐”的探究，或是對文藝文壇的影響：
元代延祐時期以復古爲風尚，以 平易雅正爲旨歸的詩文風氣，之所以能在文壇被普遍接受成爲 元代普遍認可的盛世之風……源於科舉制的存在
抑或單獨反映蒙古文化的特點：“文化簡約務實”。
綜上所述，對元朝科舉論述探究的集中點是把它當作一種政治制度來分析。
而本文將側重於文化角度，重點論述以科舉爲代表的漢族文化與蒙古族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並將通過漢蒙文化兩方的視角，從科舉制度爲切入點，來看兩種文化的衝突融合。
一：以“蒙體漢用”爲特點的元朝科舉制的文化現象
以科舉制爲政治制度來看，關於蒙古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應用，學界前人已有較爲詳細的論述。
但如果深入到深層次的文化角度來看，則呈現出一種特殊而又熟悉的文化現象，在此概括爲“蒙體漢用”。
即蒙古統治者以蒙古傳統草原文化爲本治理廣大的疆域，只是借用或是利用傳統漢家農耕文化來更好統治農耕文化區，而科舉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元代疆域極爲遼闊，吞併南宋、金、大理、吐蕃、蒙古草原以及西伯利亞等地區。
但蒙古統治者並未以相對先進的農耕文化爲主體，而是堅持了草原文化的思想模式。應用在科舉制上，主要有以下三點作爲體現：
第一則是科舉制初定選取人才的標準時，元仁宗“詔令中書議定程式”。
但卻採取了與前代唐宋大相徑庭的錄取標準，以詩賦爲輔、經義爲重，並且側重考察時務、德行。
“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經書爲先，辭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
從表層上來看，元仁宗似乎有復古改制科舉之意，將類似漢代察舉的選取標準“孝廉”、“秀才”的元素加入了科舉制，但是實質上是元統治者貫徹了蒙古草原文化 的實用性、務實性思想。
第二則是體現在其對於科舉任官上。
首先是任官的數量，元一改前代宋的文官之風，宋代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官與皇帝共治天下，大部分官員從地方到中央，從屬吏到宰相，大多是由科舉制進入官僚系統。
但是在元代，雖然名義上爲科舉取士，但是恩蔭、世襲佔絕大多數。
再從任官位置看，漢族士大夫大多分入翰林院等閒職部門，無法參與決策部門與統治階層中去。
第三則是元統治者重開科舉的目的。
前文提到，元貴族並沒有把先進的漢文化作爲“體”，而是堅持蒙古文化，將漢地視爲其統治的一個部分而已。
在元仁宗時期，歷經前代元成宗、元武宗的財政危機、紙鈔大量貶值的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已經頗爲激烈。
在此背景下，出於對士大夫階層的籠絡，才重開了科舉之制。
二：蒙古文化慣性在科舉制中的表現
文化慣性，在此指的是蒙古統治者開拓疆土、建立王朝的過程中打下的文化烙印。
蒙古統治者在科舉制的應用中充分體現了蒙文化的文化慣性。
正如前人論述的從科舉制中看出的蒙文化的務實、簡約的特點，並且蒙文化相對於較爲發達的中原農耕文化更處於奴隸化文化性質，而蒙古統治者在入住漢地後將此 類文化猶如慣性般帶入中原文化。
並且正如上文論述，蒙古統治者對於漢文化的態度也只是持“用”的態度，沒有離開蒙文化的“體”，這種文化慣性集中體現在了科舉制上。
依靠自身文化打下豐功偉業，元朝統治者對自身草原文化具有極強的“文化自信”，甚至於一種盲目的“自大”，自我認爲優於其他一切文化。
早在元滅金時，就有人向成吉思汗提議重開科舉。金已是漢化程度較爲高的少數民族政權，但這種想法在尚武精神影響下的蒙古大汗看來，簡直就是無稽之談。
例如蒙哥“性喜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
這種“強烈的蒙古中心主義和優越感”雖然體現出蒙古大汗的權威與氣度，但也造就了相對落後的文化慣性。
更有甚者，在蒙古貴族中，有人提出了“漢人無補於國，可悉以之地爲牧地”的觀點，全盤否認漢文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慣性更多的是主觀的、觀念上存在的。
也就是說，在統一戰爭期間以及忽必烈時期，客觀上的漢化措施如定國號以繼承唐宋的正統、仿照漢制“繼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等等，實際上已經大大促進其漢化的程度。
但這是無意識的、非自發的。蒙古文化優越感仍然根深蒂固於元朝統治者的思想中。
全面統一之後，或有耶律楚材提議“名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意、辭賦爲三科”但最後“……廷議或以爲非便……事復終止”。
在這種重開科舉之爭中，不難發現，正是蒙古貴族強烈的草原文化思想帶來的強大慣性，阻礙了科舉的發展。
這恰恰也是剛剛敘述的“蒙體漢用”特點形成的文化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由於未進行如北魏孝文帝的自上而下的漢化變革，這一慣性到了元朝統治中後期仍然強烈。
元朝末年的順帝時期，徹裏帖木兒以科舉考生營私舞弊、考官奢華宴請爲由再欲廢科舉制，受到了丞相伯顏的大力贊同。
儘管漢臣徐有壬指出“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並強烈抗議，仍然難以阻擋伯顏廢除科舉之行。
伯顏的“舉子多髒敗”、“實礙選法”等說辭，實則是粗暴否認漢先進文化與制度，究其根底，正是元的文化慣性的深刻表現。
再結合施行科舉之時蒙古貴族與漢族士大夫或原金士大夫關於科舉利弊的種種辯論，從文化角度來看，都是這種自視甚高的文化慣性在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