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爲了實行漢化，決定遷都洛陽，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北魏實行漢化最重要的措施。這個行動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北魏政權。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進攻南齊爲藉口，率領文武大臣及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行至洛陽時，正好碰到秋雨綿綿，道路泥濘，行軍困難，但孝文帝仍堅持行軍，大臣們本就不想征伐北齊便借天氣原因紛紛出來勸阻，孝文帝則乘機迫使大臣們同意了遷都洛陽的要求，這便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舉措。
這一舉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進一步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並加強了對黃河流域的統治。但是遷都洛陽除了給北魏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之後，也帶了巨大負面影響。然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得遷都洛陽給北魏王朝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沒有得到消除反而進一步加深，並且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厲行全面漢化，他所面臨的任務是十分艱鉅的。同時，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諸多環節不僅需要執政者的熱情與魄力，而且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時間的消耗。
孝文帝爲何要遷都洛陽?
第一，與傾慕漢族文化有關。孝文帝拓跋宏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對漢民族的文化極其崇拜。他從小由其祖母馮太后撫養，馮太后是漢族人，知書達理，聰明果斷，曾執掌北魏大權二十多年，她參照漢族的文化制度，頒佈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薰陶下，成長爲漢文化忠實的推行者。
孝文帝說過：“此間(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這段話清晰表明：爲了向先進的漢文化學習，改變本民族的落後面貌，就必須遷都到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去，而洛陽是中國文化比較集中的地方。遷都以後，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政策，可見孝文帝遷都與其傾慕漢族文化有關。
第二，統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個有作爲的政治家，他不願僅僅做“夷狄”君王，還要做中國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國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國都放在中國正統的國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順。孝文帝曾說：“國家興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裏，因茲大舉，光宅中原。”這表明孝文帝遷都洛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於對廣大中原地區的統治。他關於“帝宅”、“王裏”的說法，說明他要通過遷都洛陽以獲得漢族地主認可的正統地位。另外，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以後，連年對南齊用兵，直到卒於南征的軍事行動中，可見孝文帝還希望通過遷都洛陽達到統一全國的目的。
第三，解決糧食供給問題。平城偏北地寒，糧食產量非常有限。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悲平城，驅馬入方中，陰山常晦雪，荒鬆無罷風。”後來，作爲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凸顯出來。當時平城沒有水陸漕運，交通極不發達，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費時費力消耗多，成本也極其昂貴。而洛陽處於北方的中心地帶，平原地區，交通便利，遷都洛陽就解決了最根本的糧食問題。
第四，地理環境的影響。平城地處偏北，地形多山，氣候乾旱，氣溫偏低，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自然條件制約着北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洛陽地處黃河中下游西岸，臥居中原，山川縱橫，素有“九州暖地”之稱，四季分明，氣候宜人，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場所。曾是東周、東漢、曹魏等朝代的都城。
孝文帝遷都洛陽真乃明智之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舉措，不僅展現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結果使洛陽在曹魏、西晉之後再度繁華、輝煌。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 494年，下令禁胡服。鮮卑舊俗，披髮左稚，婦女冠帽著夾領小袖短襖。孝文帝下令“禁胡服之制”，一律穿漢裝，並親自在光極堂給羣臣頒賜漢族“冠服”。其次，改鮮卑姓爲漢姓。過去鮮卑人多是複姓，因姓名重複，曾影響鮮漢聯姻和鮮漢貴族地主間政治上的合作。孝文帝把複姓改爲音近的單音漢姓，並自己帶頭改姓，詔日:“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後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爲德，故欣謂拓跋氏。夫土者黃色爲中，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於是，自代來者，皆改之。改姓後,不僅鮮漢同風,因都是炎黃子孫，當然應視同一家了。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是政治上一件大事。遷都的目的，在於利用作爲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實行有利於北魏發展的漢化政策，它是北魏政策中的重要內容。魏孝文帝的改革，對鮮卑族來說，促進了以鮮卑族爲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推動了鮮卑族文化的發展;對中華民族來說，漢化政策使中華民族的骨幹一漢族，吸收了更多少數民族的文化，豐富了漢族文化的內容，促進了漢族文化的發展。由於孝文帝遷洛和實行的改革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從而促進了我國北方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各民族間的融合，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不愧爲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政治改革家。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年僅33歲的孝文帝病死於南征的前線。當時的漢化運動正在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這都需要通過更深層的改革來克服，以免出現嚴重的危機。但孝文帝的突然去世使其全面漢化政策因未及深入和完成，遺留問題不少，負面效應明顯。
一是遷洛破壞了拓跋鮮卑原來的利益制衡關係,激化了拓跋鮮卑的內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來的立國根基動搖了。儘管北魏孝文帝以南征爲藉口迫使文武百官同意了遷都洛陽。但就整體而言，鮮卑民族的保守勢力根深蒂固，反對遷都、抵拒漢化的舊貴族人數頗多，力量甚大。例如貴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反對遷洛而被降職爲都督,領幷州刺史。一些極端保守的鮮卑舊貴族，在遷都過程中則不斷製造事端，甚至在代北發動軍事政變，如穆泰、陸睿等人，其背後的精神支柱實際上是元丕，而孝文帝太子元恂也不贊成遷都，參預謀反，一度謀劃北奔。可以說，以孝文帝爲代表的南遷集團與代北保守勢力公然決裂了，這便引起了鮮卑上層內部的嚴重分裂與衝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的統治基礎，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其未來得及制訂出消除這些分裂的措施，導致這種分裂與衝突一直存在。
二是分定姓族，使鮮卑宗室貴族等成爲一個特權階層，在漢化改革過程中獲得了最大利益，與鮮卑民族中的其他階層形成了嚴重的分化和對立。孝文帝遷洛之後,由於在指導思想上認爲主要威脅來自南朝,輕視北邊防務,不再優待六鎮將士,而內遷的貴族仕途通達,排斥守邊貴族,號其爲族“府戶”,當做僕役看待。朝廷對六鎮將士少給衣食,各鎮軍官自更殘酷地吃刻薄普通士卒。
此外,隨從魏孝文帝內遷的普通鮮卑人和宿衛軍人,被看作寒人和武人,寒人永無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職,這種人也對朝官切齒.爲各方面所切齒的朝官,分成派別,爭奪權位,又互相切齒。這樣,鮮卑族內部的分裂,愈來愈深,到魏孝明帝時,鮮卑政權已失去大多數鮮卑人的支持，最終導致公元523年爆發的六鎮流民暴動,及至爾朱榮攻入洛陽。
三是，南遷洛陽，促使北魏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喪失了平城時代的樸素傳統和尚武精神，重走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老路,無可挽回地腐敗下去，並且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述當時“帝室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誇”，他們甚至與腐朽的西晉王公相競，聲稱“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以奢侈相驕。西晉發生過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 , 而遷洛之後的北魏出現了元深與元雍爭豪的醜聞。 另一方面，孝文帝遷都之後，父子相繼在洛陽大興土木，耗費民力國力，加劇人民的負擔和對人民的剝削。
孝文帝遷都之後，重修魏晉時的臺榭觀閣並增添設施以滿足自己的享受，修築洛陽城的民夫日“有萬計，,而工程的耗費“日損千金”，他這樣作的結果是上行下效。另外，他的兒子宣武帝更是寵幸奸佞,朝政大壞而一發不可收拾。而當時的人民則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負擔，再加上遷都之後，孝文帝多次對南方用兵，.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勢必加重人民的負擔,因此，在遷洛之後孝文帝在世時,就不斷髮生起義暴動,先後有定州民王金鉤,新野民張睹、徐州郭陸等揭竿而起,反對橫徵暴斂。宣武帝、孝明帝時,此類事件就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