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句話放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給人的感覺天差地別。對於《周禮》中“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個說法，古往今來的解讀形形色色：
按照孔子的解釋，這是對不同階層人的不同要求，但本質上沒區別;
成書於西漢的《禮記》認爲，這一區別源於客觀條件的限制;
而按照司馬遷的理解，它等同於“士可殺不可辱”。
而現代的《中華大詞典》則解釋爲：這是古代貴族的特權之一。
以上解讀，其實是基於立場。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首先要明確一點，古時的“刑”，並不等同如現代的“刑法”，而是指施加在犯人身上的肉刑，比如剃光頭髮、臉上刺字、剁掉肢體甚至砍頭。
因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字面意思就是：對於尊貴的官員，不應該粗魯、動刑;而對於普通老百姓，不能跟他們講什麼禮貌、客氣。
對於這種看似“雙標”的規矩，別說我們現代人，就連孔子的弟子冉有也曾怒氣衝衝，並請老師給個說法：“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加刑?平民行事就不用禮來約束嗎?”(出自《孔子家語·五刑解》)
孔子的解答比較長，這裏就沒必要逐句羅列，核心邏輯提煉如下：
禮教本身是爲了引導人們正直善良、奉公守法、恪守節操;當然，那時能接受這些教育的基本就是士大夫;
爲了鼓勵士大夫們主動遵守以上規則，朝廷會給予他們特殊的待遇、禮遇。也就是說，統治者對士大夫們客客氣氣，那士大夫也要投桃報李、看好自己的節操;
萬一士大夫們違背了自己應當遵守的原則，那自然是要遭受對應的懲罰的。但是，鑑於他們曾經道德高尚、地位超然，如果對其用刑，會讓其他士大夫產生兔死狐悲之感;因此，君主直接允許他們以更體面的方式遭受懲罰：無需經歷肉刑羞辱、直接認罪自殺。
那爲什麼“禮不下庶人”呢，是因爲這些人忙於生計、勞苦奔波，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禮，所以不能對他們提太高的要求，並不是鄙視的意思。
由此可見，按照孔子的解釋，“刑不上大夫”，既是對士大夫提出的更高要求，無形中也是一種特殊階層的榮譽感。
《禮記》中的解釋與此有異曲同工之處。諸如國君、官員等“有文化”的階層，本身都是知書達理的，他們之間接觸時都有一套完整而繁瑣的禮節程序，說白了就是非常有禮貌;而平頭老百姓就不需要這樣，因爲他們人數太多，如果一個個都這麼繁文縟節，一是做不到，而是很耽誤事，所以乾脆就免了那些客套的規矩、直來直去得好，這就是禮不下庶人、僅供士人專用的意思。
至於爲啥“刑不上大夫”，那是因爲這些文化人素質都很高，不僅有氣節、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特愛面子，壓根不需要有關部門上刑，他們總是會主動自覺地自我懲罰。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 / 報任安書》裏也提到過一句：“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當時他的因爲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慘遭漢武帝的腐刑羞辱，因此悲憤地表示自己“士可殺不可辱”心情。然而，爲了編修《史記》，他不得不痛苦地忍辱負重、苟且偷生。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實際上是儒家道德觀的體現——具備一定身份與地位的士大夫們，對於個人道德修爲、待人接物的禮節是有着崇高的追求的，對於這類人，不應當施以刑罰的羞辱。
而在本質上而言，這其實是儒家“等級觀”在國家運作體系中的表述而已。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爲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序，而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則是“復古”——即恢復周禮所提倡的等級分明、尊卑有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無論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都是這一核心理念的體現。
要實現這一目標，儒家強調士大夫階層要由內而外主動提高個人修爲、道德情操，要講究溫良恭儉讓，崇尚仁義、中庸。對於這一高尚的羣體，怎麼可以用剃光頭、剁手指、當中砍頭這種羞辱性的懲罰?而且也很沒有必要。
從理論上而言，假如士大夫都能做到孔子所要求的標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個個都是高尚的人、沒有低級趣味的人，其他人確實應該對其客客氣氣、尊重有加。
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即使在先秦時期，有文化也不等同於有素養。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捨己爲人的永遠只是少數人;對於那些掌握了各級權力的士大夫階層，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僅指望他們主動自覺地從善去惡，那無異於天方夜譚。
不僅如此，正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士大夫們對於利益得失才能看得更清楚，由此比目不識丁的老百姓更加理智、理性，在面對利益抉擇時也許會更加的冷酷、識時務;尋常老百姓裏面的性情中人往往更多，反而會有情有義。也許這就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原因吧。
因此，如果僅憑身份、地位，就在刑罰處理上對士大夫、百姓進行區別對待，其實是尊卑觀念作祟。有知識不等同於有道德、沒文化也不等於不懂禮，從這個概念上來說，法家所提倡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其實更加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