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評價
正面評價
這本日記的高度文學價值一直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她的日記啓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後不久，便與奧圖·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爲舞臺劇。另外，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描寫的內容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以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爲成人的心態。”
在日記的美國發行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在序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其中一個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爲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前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說：“在衆多於我們歷史重要關頭，站出來爲人性尊嚴辯護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說話比安妮法蘭克更鏗鏘有力。”同年，一位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也認爲，“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甚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也被認爲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爲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一個象徵。希拉里·克林頓(即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夫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民主黨提名人) ，在她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爲”(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利蘭和盧旺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在獲得安妮·弗蘭克基金頒授的人權獎後，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 他說在閱過安妮的日記後，“在當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喻爲安妮對納粹的反抗，並以“因爲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爲古往今來，它們都在被跟安妮·法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是必定會失敗的。” 來把兩種信念連繫在一起。同樣地於1994年，前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響應怎樣面對當時的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也回答說：“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存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爲代表着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衆，是因爲“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要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瑪莉薩·穆勒(Melissa Müller) 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衆對“安妮·弗蘭克代表着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着自己與別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 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的廣，如此的深遠。”
安妮的父親，奧圖·弗蘭克在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係裏，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認爲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意見。“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 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認爲，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衆，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爲“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發生着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於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誌出版了一冊題爲《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期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爲其中之一。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 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爲現代世 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着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上。” 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事的態度時，同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爲她具有高度文學水平。不論甚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瞭如此優秀的作品。”
負面評價和訴訟
日記自20世紀50年代起受到公衆關注後，開始出現不斷的批評與質疑，也有著作申述這些批評，最早期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曾經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於1958年，當安妮的日記改編的舞臺劇在維也納上映時，在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班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質疑安妮·弗蘭克是否實際上不存 在，並挑釁維森塔爾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茲證明。後來於1963年維森塔爾找到了當時的蓋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與他的會談中， Silberbauer對當時的罪行直認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法蘭克。他並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載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它目擊證人，包括奧圖·法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法蘭克是否存在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新的質疑。批評者認爲，安妮的日記實際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圖·法蘭克亦被指爲騙子。於1959年，奧圖·法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爲希特拉青年團成 員的教師Lothar Stielau興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譭日記爲贗品，後來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開庭審訊後，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了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爲真品。法庭判決後， Stielau撤回本來的言論，而奧圖·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圖·法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譭日記爲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Heinz Roth被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Roth其後提出了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同年，奧圖·法蘭克也對Ernst Römer提出了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爲《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爲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Römer被罰款1,500馬克，而Geiss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後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爲奧圖·法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條例範圍而結束。
在奧圖·弗蘭克於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託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鑑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對比，證實筆跡脗合，而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爲與日記撰寫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爲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它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於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庭對此版的日記進行了確認。
1991年，兩位大屠殺否定派學者羅伯特·弗裏森(Robert Faurisson) 與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爲《安妮的日記:另一面接觸(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這本着作宣稱日記由奧圖·弗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隱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及文筆與同年齡的青少年有別等問題。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之家與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動用民事法，禁止該書在荷蘭的進一步印發。於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荷蘭盾(約11350歐元)。
社會影響
在1957年5月3日，一羣阿姆斯特丹市民，包括奧圖·弗蘭克，成立了安妮·弗蘭克慈善會(the Anne Frank Stichting)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險的隱密之家(舊Opekta Works公司大樓)，並把大樓改建爲安妮之家博物館，於1960年5月3日向公衆開放。博物館由Opekta公司的貨倉與辦公室和隱密之家兩部分組成， 所有的傢俱都已經被移走，使訪客能自由移動。而一些前住客的個人物品則仍被保留，如一些安妮貼在牆上的影星照片、奧圖·弗蘭克在牆紙上標示女兒身高的部 分、還有一幅記錄着同盟國進 度的地圖，這些東西都仍然保存完好。在一間曾經是彼得居住的房間裏，有一條通往旁邊樓房鄰居處的通道，也被慈善會買下來併入博物館。這些房屋都曾用作收藏 安妮的日記，以轉換的展覽區來展示當時納粹迫害的影響以及當代世界的反對種族岐視暴力。安妮之家至今已成爲阿姆斯特丹一個重要旅遊景點，在2005年當年 接待了965，000名遊客。博物館亦提供了網上導覽予不能前來的公衆，也舉辦了多國流動展覽。直至2005年，已有32個國家舉行過展覽，分佈於歐洲、 亞洲、北美洲及南美洲。
1963年，奧圖·弗蘭克與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作爲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爾爲總部。基金會籌募捐助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好一點”。直至奧圖·法蘭克逝世，他在遺願中表示把日記的版權留給基金會，但附帶條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權所得收入中撥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繼承人，其餘收入則由基金管理員決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會使用這筆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給一個名爲“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計劃中以作醫療用途。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岐視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於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作公開展覽。在同年的年度報告中，基金會也指出它們於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及美國亦開展着同樣的計劃。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於荷蘭Merwedeplein區的一所房屋，於本世紀初仍爲私人所有，直至一部電視紀錄片公 開纔開始受到公衆關注。雖然長期沒有保護及維修，但這所房屋被一家荷蘭房屋公司收購後，房屋公司根據以往法蘭克一家的照片，與安妮在信件中對傢俱環境等的 描述數據幫助下，成功回覆到1930年代的舊貌。在過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館的Teresien da Silva與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見。該所房屋已於2005年重開，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於原居地寫作的被選作家以作棲身之所。每名被選的作家都有一年期 限於屋內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選的作家是阿爾及利亞籍的小說作家El-Mahdi 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 Elias捐贈了約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館。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圖·弗蘭克於1945年把前妻與女兒於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親的信件。
以安妮·弗蘭克的生命、日記、作品爲靈感，後世也創作了大量以她爲參考，或以她爲主題的文學、音樂、電視及其它媒體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