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哈耶克和其他人一同創辦了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由一羣在各種學術領域反對社會主義的學者所組成。在他於1974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上，哈耶克指出人類知識在經濟和社會制度上的出錯性之高，並稱他對於經濟學經常被誤導爲是和物理學、化學、和醫學一般的精密科學感到憂慮，因爲強加精密科學的研究方式在經濟學上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災難性結果。
儘管對於這段關係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哈耶克一生中與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保持了長期的友誼關係，兩人也都是來自維也納。 在一封寫給哈耶克的信中，波普爾寫道：“我想我從你身上學到的東西可能超過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波普爾將他的《猜想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獻給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將他的論文集《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獻給波普爾，並在1982年說道：“…自從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來，我徹底成爲他的方法論理論的支持者。”(Weimer and Palermo，1982)波普爾也參加了培勒林山學會的開幕集會。儘管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互相賞識，但並沒有改變他們兩人在理論上的重大差異(Birner，2001)。
除了深刻影響撒切爾的經濟政策、以及羅納德·里根的經濟顧問之外，哈耶克在1990年代於東歐成爲最受敬重的經濟學家之一。哈耶克對於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預測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完全獲得證實，他也因此在前共產政權的東歐國家大爲出名。
哈耶克的著作影響相當廣泛，包含了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舉例而言，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對於極權主義制度的真相和謬誤的討論也影響了後來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Wolin，2004)。
即使是在他死後，哈耶克的理論依然持續發揮影響力，尤其是在那些他曾經任教的大學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以及弗萊堡大學。許多在他去世後才發表的著作也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個由學生組織的團體哈耶克社會便以他爲名。在牛津大學也有哈耶克社會組織。而美國華盛頓特區影響力最大的智囊團之一的卡託研究所則將所內的一個演講廳以哈耶克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