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福臨，即清世祖、順治帝，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生母爲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出生於瀋陽故宮永福宮。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福臨幼年登基，由攝政王多爾袞輔政。親政後面對全國的抗清高潮，福臨採取撫重於剿的策略，同時注重恢復農業生產，整頓吏治，使國家局勢逐漸好轉。1661年福臨死於養心殿，廟號世祖(諡號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清史稿》：順治之初，睿王攝政。入關定鼎，奄宅區夏。然兵事方殷，休養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親總萬幾，勤政愛民，孜孜求治。清賦役以革橫徵，定律令以滌冤濫。蠲租貸賦，史不絕書。踐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於衽席。雖景命不融，而丕基已鞏。至於彌留之際，省躬自責，佈告臣民。禹、湯罪己，不啻過之。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爲民父母。”其世祖之謂矣。
《清實錄》：章皇帝達孝承先，洪仁撫世。以天縱之姿，奮有爲之業，掃除寇亂，奠安生民。六師所加，有征無戰。莫不望風懾息，競迓壺漿。即殊方異域、聲教未通之地，亦皆受吏請封，凜遵正朔。不數年間，天成地平，區宇寧謐。功高在昔，美冠將來……一事一言、皆二帝三王心法所寄。
歷代評價
皇太極：奇祥也，生子必建大業。
樑清標：入主中華，奄有萬方，統一天下。
范文程：君明臣良，必交勉釋回，始克荷天休，濟國事。
朝鮮顯宗：好漢語，慕華制。
《鄭成功傳》：清順治帝已入關十年，四海大定，莫不奴服。嗚呼!我試以比例術求之，清以滿洲及中國全部之兵力盡注於閩南之一隅，土地得比例若干，人民得比例若干，謀士猛將得比例若干，兵馬舟艦糧食得比例若干;而鄭氏果以何主義、何氣力乃敢來前數挑戰!嗟乎!故宮何處，忍煙滅於荊駝;國魂尚存，誓殉生於鐵血。
金紹城：所謂名人者，非因畫而得名者也，若者有特殊學問，特殊節操，特殊人品，特殊技能，特殊地位，已爲人所推崇，一旦寄意丹青，隨意點染，不必求工，而氣概自流露紙表。人以其學問、節操、人品、技能、地位等之可欽可敬，而於其畫尤視爲珍寶矣。如黃向堅、李長蘅、吳梅村、閔貞、戴文節、順治帝等，其作品均千古不磨者也。
人物爭議
出家之謎
順治帝與和尚結成了很密切的關係，有一個和尚叫憨璞，福臨親自到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會寺，促膝長談，相得甚歡，就是談得很融洽。福臨回到宮裏以後，又把和尚召到宮城西側的西苑，裏頭有個萬善殿，繼續論佛談法，還有一個大和尚叫木陳忞，福臨到了那兒，他跟他說，說：“我呀，總感覺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說我到你這個寺廟之後，覺得這是窗明几淨，就不願意回到宮裏。”還有一個大的和尚叫溪森。順治就跟溪森一塊談話，他自稱是這和尚的弟子，和尚當然也捧這位，有一次他跟一個和尚說，這個和尚叫木陳忞，說什麼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舍王宮而成正覺，達摩亦舍國位而爲禪祖。朕想效法他們可不可以。順治想學釋迦，釋迦牟尼，想學達摩要出家。後來他就找了溪森說我要剃度，溪森開始勸阻，他不聽，還是要剃度。行森就把他頭髮給剃了，剃成和尚頭了。這不得了，皇太后怎麼可以同意呢。這樣，就找了行森的師傅，叫玉林琇(通琇)，玉林琇就趕到北京，就讓徒弟們架起柴禾來，點上火要把他的弟子溪森燒死。順治一看這個情況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
一天，順治和玉林琇兩個人對面坐着，談佛論法，兩個人都會意地互相笑了，爲什麼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個光頭的皇帝，順治看了一個光頭的和尚，兩個人會心地笑了。
人物性格
福臨有胸懷大志富於進取的氣質，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縱的頑症。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誡皇帝的諭中有“懲忿戒嬉”，這是母知其子，可謂說到了病根。後來和尚木陳忞說他“龍性難攖”，茚溪森說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福臨剛愎自用，對一切冒犯其尊嚴或不順心者，動輒懲處。順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國史院檢討孫自式目睹吏治敗壞的現實，上疏自請爲本縣縣令，但這違背了居官迴避鄉里的原則。對此，福臨卻採取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舉動：“詔賜牛黃丸歸裏養疾”。其對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圖海的處理則純屬濫施專制淫威了。
福臨的任性還表現在該懲而不懲。順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嚴令不許太監干政，並立十三衙門鐵牌，禁令昭昭，但順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人等”，“作弊納賄，罪狀顯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應“即行凌遲處死”。福臨卻另有一番言辭：“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者甚多。姑從寬一概免究。”“自今以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其實這話僅用之於太監，而與太監交通勾結突出者，如大學士陳之遴以及陳維新、吳維華等人，卻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寧古塔的懲處，太監，尤其是吳良輔卻仍然安然無恙。這種福臨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自壞章法的原因，是他偏愛太監之故。
但福臨並不是將錯就錯到底的昏君，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膽邁進，具有鮮明個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誠之心。他在堅持滿洲特有權利而嚴厲懲處漢臣的同時，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順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發出這樣的諭旨：“朕統御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蹟，開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在此諭後，季開生復原官、歸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儘管很少，但終能自責並見諸於實際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