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顓(1330年—1374年)，高麗王朝第31任君主(1352年—1374年在位)。初名祺，1366年改名顓，號怡齋、益堂，蒙古名伯顏帖木兒。
爲政舉措
政治
官制改革
恭愍王時期，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先後實行了四次官制改革。高麗原本模擬中原皇朝的官制，元朝控制以後以“僭越”爲由將高麗官制一概降格。至正十六年(1356年)，隨着反元政策開始展開，恭愍王宣佈“復我祖宗之法”。所謂祖宗之法，大致是高麗文宗時的官制。恭愍王恢復了三師三公和三省六部，將三司併入尚書省，將密直司恢復爲樞密院，將監察司恢復爲御史臺，司議大夫恢復爲諫議大夫，成均館恢復爲國子監，典校寺恢復爲祕書監，其餘諸寺也恢復舊稱，將右文館、進賢館提學恢復爲修文殿、集賢殿學士，將藝文館、春秋館提學恢復爲翰林院學士，平壤府尹恢復爲西京留守，爵位從“君”恢復爲公侯伯子男，並新設管理宦官的機構——內侍府，另外下令“永罷”武臣政權時期崔瑀所設的政房，將人事權復歸吏、兵二部，等等。
紅巾軍入侵後，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的恭愍王試圖恢復與元朝的宗藩關係，便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再次啓動官制改革，大體上恢復了恭愍王即位時的體制，即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三足鼎立，六部改爲典理司(吏部)、版圖司(戶部)、禮儀司(禮部)、軍簿司(兵部)、典法司(刑部)、典工司(工部)，官員從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改爲判書、總郎、正郎、佐郎，其他官制也基本恢復了元朝控制時期的狀態。
元朝滅亡後，恭愍王(實爲辛旽主導)在己酉年(1369年)第三次改革官制。這次只有一部分官制恢復文宗舊制，一部分是在文宗舊制和元朝控制時期的官制採取折中，將僉議府改爲門下府(舊稱中書門下省)，領都僉議改稱領門下(舊稱中書令)，都僉議侍中改稱門下侍中，僉議贊成事改稱門下贊成事(舊稱平章事)，僉議評理改稱參知門下府事(舊稱參知政事)，知都僉議改稱知門下府事(舊稱知門下省事)。將六司改爲選、民、禮、總、理、工六部，長官雖恢復爲尚書，但屬官改爲議郎(舊稱侍郎)、直郎(舊稱郎中)、散郎(舊稱員外郎)，並將監察司改爲司憲府(舊稱御史臺，司憲府之名曾在忠宣王時一度使用)，將司議大夫恢復爲諫議大夫，將右文館、進賢館提學恢復爲修文殿、集賢殿學士，恢復公侯伯子男爵位等等。
辛旽倒臺後，恭愍王在洪武五年(1372年)展開第四次官制改革。除了門下府、司憲府繼續保留、將其中的官屬知門下府事改稱門下評理等內部調整以外，其餘官制都改回恭愍王第二次官制改革時的狀態，也就是元朝控制時期的官制。
禮制改革
恭愍王在推行反元政策的同時，也在禮制上採取了去蒙古化、恢復古禮的措施。他在即位教書中宣佈：“箕子受封於此，教化禮樂，遺澤至今，宜令平壤府修祠奉祀”，至正十六年(1356年)實行反元政策之際重申修葺箕子祠的命令，確保按時祭祀，表明了他重振禮樂的志向。自從高麗蒙古戰爭後，高麗太廟禮樂多有廢棄，恭愍王對此非常重視，他一方面多次親祭太廟，另一方面命宰相李齊賢考定太廟昭穆次序，新制樂器、祭器、祭禮、樂章，對禮樂祭祀加以整飭。明朝建立後，恭愍王又從明朝導入了樂器和雅樂。
在服飾上，恭愍王也採取了復古的措施。他剛從元朝回來時，辮髮胡服，完全是蒙古人的打扮。大臣李衍宗請求恢復先王之制，於是恭愍王蓄髮易服。明朝建立後，恭愍王派總部尚書成準得等朝賀明太祖，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請求下賜祭服，明朝便賜給國王冕服及百官祭服，同時給國王下賜遠遊冠、絳紗袍，給王妃下賜鳳冠、翟衣，史稱“自是衣冠文物煥然復新，彬彬乎古矣”。但恭愍王時期的常服仍是笠帽胡服，所以恭愍王想進一步改革服制，並禁止高麗人效法蒙古人剃頭，但沒過多久他就被弒殺了，到禑王末年才正式導入明朝官服。
科舉改革
科舉制度是高麗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但武臣政權以後就日益衰落，到恭愍王時已完全淪爲權門勢族獵官的過場，紊亂到了極點。恭愍王對科舉之弊非常不滿，對其加以改革，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將科舉終場由策問改爲詩賦。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聽從李仁復、李穡的建議，禁止考生夾帶書冊。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親赴九齋主持考試，考試內容爲經義，同年指示要選拔通曉儒家經典的人士爲考官，並以“無益國家”爲由廢除了國子監試。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下令效仿元朝制度，實行鄉試、會試、殿試，後又規定25歲以下者不得應舉及考生不得赴他道參加鄉試。這是爲了杜絕權門勢族的年輕子弟通過國子監試(成均試)輕而易舉攫取官職而進行的改革。
籌劃遷都
高麗末期，一直流傳着開京王氣將盡的說法，恭愍王爲了給高麗續命，便產生了遷都的念頭。至正十六年(1356年)恭愍王推行反元政策後，派判書雲觀事陳永緒前往南京漢陽(今韓國首爾)查看風水，並修建南京宮闕，打算遷都南京，王師普愚也依據《道詵祕記》，稱“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建議遷都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年)，由於修建宮闕導致民怨沸騰，加上太廟占卜遷都不吉，恭愍王中止了遷都南京的計劃，但又在開京附近臨津縣的白嶽營建宮闕，人們稱之爲“新京”。紅巾軍被趕走後，恭愍王又打算遷都江華島，國人都不樂意，後因太廟占卜不吉而放棄該計劃。辛旽當權時，又先後主張遷都西京平壤和忠州，但因陳永緒的勸阻而流產。
大興土木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魯國公主病死，恭愍王悲痛欲絕，他爲公主舉行了豪華的葬禮，並營建了宏大的陵墓——正陵，有人形容其陵墓“以珠襦、玉匣、金鳧、銀雁之物爲之飾，製作極一時之妙，雖驪山之役無以加此”，成爲後世盜墓者最爲垂涎的對象。除了正陵之外，恭愍王還動員數萬民夫，爲公主修建影殿(供奉畫像的宮殿)，配以佛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選址於王輪寺，兩年後移到馬巖，過了兩年又移回王輪寺，其規模也是“窮極奢麗”。當時高麗天災不斷，倭寇肆虐，恭愍王爲公主大興土木無疑極大加劇了高麗的財政負擔，削弱了國力，史稱“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廢弛，倉稟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進”。故後人認爲“高麗之亡，蓋由於此(指營建正陵和影殿)”。
經濟
高麗王朝後期，田柴科制已經崩潰，權門勢族大量兼併土地和人口，私田、農莊盛行，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對國家利益也構成很大的威脅。因此恭愍王對田民(土地和奴婢)問題高度重視，即位後便對此加以整飭，設立都監，審理田民訴訟，將權門勢族掠奪的土地歸還原主，奴婢予以解放。他還規定若無視解放奴婢的判決，四品以上申聞科罪，五品以下杖決流配。當權貴印承旦要求廢除辨整都監時，恭愍王只是冷冷迴應：“穿窬夜行，惡月之明。”另一貴族金永煦也在書筵上提出同樣請求，恭愍王很不高興地說：“予欲聞嘉言，設書筵，卿言實乖予心。”然後稱病拂袖而去。儘管恭愍王整頓田民的決心如此堅定，但權門勢族的反對也依舊強大，隨着各種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恭愍王前期的田民推整也不了了之。
在恭愍王中期的內憂外患中，國家掌握的戶籍土地賬簿被紅巾軍焚燬，同時功臣武將勢力崛起，恭愍王不得不大量賞賜土地和奴婢，造成田民問題進一步嚴重。等到局面安定以後，恭愍王吸取了前期改革的教訓，起用了跟權門勢族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辛旽來改革國政，自己則在幕後支持，田民推整是其最重要的改革舉措。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辛旽恢復了田民推整都監，自任判事，發榜嚴令京中限15天、諸道限40天內退還非法奪佔的田民，否則“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命令出來後，權貴們懾於威勢，紛紛退還土地，“中外忻然”。奴婢請求放良都予以批准，於是奴婢們都高呼：“聖人出矣!”但高麗王朝積弊已深，加上田民推整的參與者李仁任、李春富本身也是權門勢族，因此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田民紊亂的局面。洪武四年(1371年)辛旽倒臺後，恭愍王在社會經濟上的措施僅限於勸課農桑、免除賦稅、禁止高利貸、調查戶口、恢復常平倉、救恤災民和貧民等，可以看出他在田民問題上已作出妥協。直到李成桂實行科田法，纔算解決了這一問題。
文化
儒學
恭愍王時期，朱子學已在高麗生根發芽，使儒風漸盛，李穡便是代表人物。恭愍王也順應這一潮流，重視儒學的發展。至正十二年(1352年)，恭愍王開書筵，命元老大臣和士大夫輪番入侍，進講儒家經典。另一方面，恭愍王即位後，面對學校衰落的局面，下令修繕成均館及其他學校。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命廉興邦等負責在崇文館舊址重建成均館，並分設五經四書齋。李穡回憶說：“玄陵當日右斯文，泮水青衿鬧似雲。”
佛教
恭愍王還實行尊崇佛教的文化政策，鄭道傳形容道：“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庵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於霄漢。”恭愍王多次臨幸寺廟，大作佛事，據統計他在位20餘年間所舉行的各種法會、道場共計69次。他還重用僧侶，在位初年信任復丘，復丘在至正二十四年(1354年)圓寂，他又重用普愚(太古和尚)，至正十六年(1356年)封他爲王師，設立圓融府爲其官屬，並親自以師弟之禮、鹵簿之儀迎普愚入宮。辛旽得寵後，普愚很看不慣，便於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辭去王師之位，恭愍王另以千禧爲國師，禪顯爲王師。洪武四年(1371年)以慧勤(懶翁和尚)爲王師，他在位後期還尊崇普覺、大智、普印等僧侶。同時，恭愍王嚴格規範度牒制度，禁止民衆爲逃避賦役而擅自出家。
軍事
軍事體制
恭愍王時期的高麗多災多難，戰爭不斷，因此他對軍事體制也非常重視，實行了諸如改善兵役賦課方式、擴充軍隊、整頓驛站、實行屯田、設立武學等措施，並設忠勇四衛，強化國王宿衛。
北上開拓
至正十六年(1356年)，恭愍王在剷除了以奇轍爲首的親元勢力後，就着手展開北拓。他以印璫、姜仲卿爲西北面兵馬使，又以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雙管齊下侵入元朝領土。在其後數年間，高麗不僅收復了高麗高宗時失去的鐵嶺以北諸州(即元朝的雙城總管府)，還佔領了女真人居住的江界、泥城及高麗睿宗時尹瓘短暫佔據的土地(即元朝的合蘭府)，開闢了大片疆域。恭愍王在新開拓的土地陸續設立萬戶府，命重臣廉悌臣經營西北面，移南道人戶充實之，在東北面則置營於鹹州(今朝鮮咸興)，調集江陵、慶尚、全羅等道兵馬來防守，又以三家爲一戶，百戶爲一統，統主隸屬帥營，無事時輪番守衛，有時事集體出動。
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北拓中，印璫曾攻入鴨綠江以北的遼東八站地區，破婆娑府等三站，很快便退回。元朝滅亡後，恭愍王再次命令高麗軍隊跨過鴨綠江，展開所謂的“東寧府征伐”。東寧府所在位置於史不詳，據考證在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鎮一帶。庚戌年(1370年)初，東北面元帥李成桂領兵渡鴨綠江，在也頓村(今吉林集安榆林鎮一帶)收伏了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木兒，隨後攻陷了兀剌山城(今遼寧桓仁五女山城)，遠近爲之震動。李成桂俘虜了元朝樞密副使拜住(韓復)以下三百餘戶，配合他行動的西北面副元帥楊伯淵也擒獲東寧府頭目五十餘人而還。同年冬，西北面元帥池龍壽、副元帥楊伯淵及林堅味、李成桂等再次率兵自義州渡過鴨綠江，迅速攻破了遼陽城，俘虜北元平章金伯顏而還，是爲第二次東寧府征伐。高麗宣稱其北伐的目的是捉拿奇轍之子奇賽因帖木兒，但也有人認爲這只是藉口，目的是想渾水摸魚奪取遼東，還有人認爲這兩次征伐都是無意義之舉。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恭愍王又派西京都萬戶安遇慶等渡鴨綠江討伐五老山城(即兀剌山城)，俘虜元朝樞密副使哈剌不花。翌年初遭到遼東元軍報復入侵。
南征耽羅
濟州島(耽羅)是高麗的屬地，元朝派人到這裏牧馬，被稱爲“牧胡”或“牧子”。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十月，濟州背叛高麗，歸順元朝，元廷派樞密副使文阿但不花出任耽羅萬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麗試圖出兵收復耽羅，失敗。翌年元順帝雖然批准耽羅復歸高麗，但當地“牧胡”抗命，屢次殺死高麗派來的官員。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高麗請求明朝同意出兵耽羅，但被朱元璋拒絕。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以明使林密、蔡斌來索馬爲契機，恭愍王派崔瑩等率兵2萬多人討伐耽羅，徹底清剿了“牧胡”，使濟州復歸高麗版圖。
抵禦倭寇
恭愍王時，日本已經分裂爲南北朝，南朝的“惡黨”經常掠奪高麗沿海，嚴重影響漕運和民生，這就是當時高麗的痼疾——倭寇。恭愍王在位23年間的18年都有倭寇入侵，共計74次之多，其中開京戒嚴5次。洪武五年(1372年)十月，恭愍王親自前往昇天府(今朝鮮開豐)督師抗倭，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恭愍王又誅殺了抗倭不力的都巡問使金鋐，肢解他的屍體並徇示諸道。
外交
對元朝
恭愍王之初，如同忠烈王以來的高麗國王，都活在元朝的卵翼下。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還在元大都的王祺就被元朝冊封爲徵東行省左丞相兼高麗國王，兩個月後回國即位。此時高麗國內與元室聯姻的奇、權、盧三家貴族勢力猖獗跋扈，恭愍王也萌生了反元之心。他雖然在前期事元甚謹，對元朝頻繁派遣的慰問奇氏家族的來使畢恭畢敬，並應元朝要求派遣2000精兵助剿張士誠，但這只是表象。當恭愍王從回國人員那裏獲悉元朝在鎮壓農民軍時的虛弱表現時，便決定擺脫元朝羈絆。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元朝還賜予恭愍王“親仁保義宣力奉國彰惠靖遠功臣”的封號，恭愍王上表感謝;五月九日，元朝派奇完者不花來高麗，將榮安王奇子敖(奇皇后之父)改封一字王敬王，並追封奇家三代祖先爲王，元使走後恭愍王就發難，先通過政變除掉奇轍、權謙、盧頙爲首的“附元輩”，然後罷徵東行省理問所、停至正年號、復高麗舊制，北上入侵元朝，收回高麗故土，甚至還越過了鴨綠江，並釋放了因侮辱元使而下獄的鄭之祥。至此結束了80多年之久的元朝控制時期，使高麗重新成爲自主的國家。
就在恭愍王展開反元政策時，元朝派去冊封奇轍爲大司徒的使者來到高麗，被西北面兵馬副使辛珣捉住後逃走。元朝得知恭愍王反元的消息後，將高麗節日使金龜年囚禁於遼陽，並揚言發兵80萬討伐高麗，其後軟化了態度，派撒迪罕來宣諭恭愍王解釋事實、捕獲真兇。恭愍王也殺西北面兵馬使印璫作替罪羊，上表謝罪，聲稱是因爲奇轍等謀反才被迫殺了他們，而高麗侵佔的元朝領土都是高麗舊地。元朝也暫時原諒了恭愍王，相當於默認了恭愍王反元政策的成果。
經過紅巾軍入侵後，恭愍王又想強化與元朝的宗藩關係，便恢復徵東行省及駙馬國的官制，並派人獻上繳獲的元朝玉璽等物。但對奇轍之死耿耿於懷的奇皇后及在元高麗人崔濡等卻慫恿元順帝廢黜恭愍王，另立王叔德興君塔思帖木兒。恭愍王聽到風聲後一面加緊防備，一面派李公遂、洪淳等赴元陳情，但元朝還是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大舉入侵高麗，反被高麗打敗。隨着元朝政局變動，奇皇后失勢，元廷恢復了恭愍王的王位並遣返崔濡，但不肯交出德興君。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軍攻入元大都以後，恭愍王一面保持與元朝的宗藩往來，一面計劃遣使赴明，翌年就停用至正年號，對明稱臣，隨後三次侵入元朝遼東。但恭愍王與北元並未徹底斷交，在東寧府征伐時發佈的榜文中仍以元朝藩屬自居。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元昭宗遣使來高麗宣詔，要求高麗幫助北元恢復江山，恭愍王本來想殺了使者，但高麗親元勢力依舊強大，恭愍王只好藉口眼疾在晚上接見元使，並在送還元使時進貢苧布。翌年九月傳來了北元將以沈王脫脫不花取代恭愍王的消息，恭愍王提高了對北元的警惕，可沒過幾天他就遇弒了。
除了和元朝官方的外交外，恭愍王還與元朝境內的割據勢力如擴廓帖木兒、張士誠、方國珍、納哈出及宗王如吳王、淮王等保持往來，有學者認爲恭愍王后期高麗與納哈出的關係甚至“幾近同盟”。
對明朝
在朱元璋還是吳王的時期，就與高麗有了往來，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以“淮南朱平章”的名義派人給恭愍王獻鎧、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軍北伐時，恭愍王還在部署防禦，等到得知明軍攻破大都的消息，隨即召開百官會議，討論遣使明朝的問題。翌年四月，明朝使臣偰斯來到高麗，宣佈大明立國的消息，其後明朝宦官金麗淵奉旨送還165名在華高麗人。恭愍王便停用元朝至正年號，並派禮部尚書洪尚載奉表赴南京，正式嚮明朝稱臣。一年後即庚戌年(1370年)五月，明朝再次派偰斯來高麗，頒賜金印、誥文，冊封恭愍王爲高麗國王，高麗也於當年七月開始使用洪武年號。由於恭愍王迅速歸順明朝，再加上高麗文化與中國淵源很深，所以明朝“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之例言也”。高麗與明朝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恭愍王不僅獲得了明朝下賜的冠服、樂器、雅樂、藥方、典籍等，還請求派遣留學生入明朝國子監讀書，並選拔貢士參加明朝的科舉考試，其中金濤在洪武四年(1371年)考中了明朝的進士，恭愍王對此非常欣慰，認爲是給高麗爭了光。
但恭愍王與明朝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朝遣使將陳理、明升及其家屬安置高麗，其中一個使者孫內侍離奇身亡。高麗雖聲明其爲自縊，但朱元璋獲取的情報卻是被高麗一個姓樸的宰相毒殺後吊在樹上，明麗關係由此產生裂痕。其後高麗使臣又在遼東和北平打探明朝軍情，甚至其貿易隊伍中還混雜有納哈出的部下，更導致了朱元璋懷疑納哈出奇襲牛家莊與高麗有關，對高麗態度更加惡化，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二十日對高麗使臣姜仁裕等狠狠訓斥了恭愍王一番，數落了高麗的種種不是，指責恭愍王“不志誠、小計量”。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高麗使臣請求從遼東入貢遭拒;同年十月，朱元璋以高麗使臣以私馬充貢爲由拒絕受貢。洪武七年(1374年)初，恭愍王遣使由海路赴南京，上陳情、請路、請方物仍舊、謝璽書四表，並請頒火藥以抗倭。朱元璋對其辯解不予理睬，拒絕恢復貢物數量與陸路通貢，指斥其朝貢禮儀之失，同時讓高麗進貢五十萬斛硝和十萬斛硫才能賜予火藥，還要求高麗將水師送到明朝檢閱。同年四月，朱元璋派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高麗索取耽羅2000匹好馬。恭愍王派韓邦彥去耽羅索馬，當地“牧胡”只給了300匹馬，在明使的壓力下，恭愍王杖流韓邦彥。儘管崔瑩平定了耽羅，但明使還是在九月只帶300匹馬回國，恭愍王派密直副使金義護送，到開州站(今遼寧鳳城)時金義殺死蔡斌，挾持林密逃到北元，導致明麗關係進一步惡化，這是恭愍王遇弒之後的事情了。有學者認爲恭愍王后期明麗關係的轉折是由於明朝入據遼東導致高麗的不滿與疑懼，以及北元在軍事上的起色所致。
對日本
自從忠烈王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遣使送信於日本後，高麗與日本七十年間沒有官方交涉。恭愍王時(辛旽掌權時期)，爲了從根本上解決倭患，於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派萬戶金龍攜帶國書及苧布、綿綢、虎皮、豹皮等禮物出使日本，國書以徵東行省的名義請求禁絕海盜，其內容是：
“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本省合浦等處，燒燬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舶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尚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剿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概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啓稟，仍守取日本國迴文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劄付者。”
金龍一行於當年九月在日本出雲海岸遭遇“惡黨”搶劫，被迫躲到隱岐國的島上，滯留了三個月後前往伯耆國，因“山雪多路惡”又滯留了將近兩個月，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二月十四日抵達攝津國福原(今日本神戶)，並遞交國書。此前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恭愍王又派檢校中郎將金逸出使日本。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二月下旬，兩路使團幾乎同時到達京都，被安排下榻於城外的天龍寺。四月十八日和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室町幕府的徵夷大將軍足利義詮兩度親赴天龍寺接見高麗來使。由於倭寇的源頭在南朝，室町幕府只能控制北朝，所以室町幕府以天龍寺住持春屋妙葩和尚的名義回信答覆難以辦到，並派天龍寺僧侶梵湯、梵鏐攜答書和禮物，陪同金龍、金逸一起到高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辛旽代替恭愍王在徵東行省衙門接見了梵湯等。同年七月，日本再次遣使訪問高麗。對馬島也開始與高麗往來，高麗遣使回訪對馬島，又賜給對馬島萬戶崇宗慶(宗經茂)1000石米。恭愍王的對日外交雖未達到根除倭寇的目的，但作爲朝鮮半島與日本重開交鄰關係的起點而備受矚目。
個人作品
恭愍王的書畫技能非常精湛，堪稱一代名家。他愛寫大字，經常給大臣下賜書法作品，後人評價其書法“筆勢雄麗，非凡人筆也”，現存其書法作品有安東的“映湖樓”、“安東雄府”與江陵的“臨瀛館”等匾額。在繪畫方面，他的造詣也很高。他曾給魯國公主、李褒、李嵒、尹侅、尹澤、柳爰廷、廉悌臣、孫洪亮等人畫過肖像，據說華藏寺所藏的恭愍王肖像爲其自畫像，而傳世的《廉悌臣像》則被韓國定爲寶物第1079號。除了肖像畫外，他還繪有《秋山圖》、《山水圖》、《青山白雲圖》、《天山大獵圖》、《阿房宮圖》、《鯉魚圖》、《達磨折蘆渡海圖》、《童子普賢六牙白象圖》、《帝釋幀》、《釋迦出山像》等作品，其中《天山大獵圖》有殘片流傳，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恭愍王亦能作詩。星州李氏家族保存有據稱是他賜給李仁任的一首五絕漢詩，內容是：“瑞明行白玉，純粹似精金。太和陽春樹，猗古復見今。”
